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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君为民 在神人关系上,春秋执政卿们扬人抑神,彰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在理论上为重民说预设了前提。由此,也就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君为民”的政治诉求。 这一诉求首先表现在,春秋智者们强调君的使命应是心系人民,以恤民、利民为怀。鲁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遭了大水灾,鲁庄公遣使去慰问。宋闵公很自责,以为都是自己的过错,致使人民蒙受苦难。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宋闵公这些话,颇为感慨,赞许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所谓“罪己”,即勇于承担责任,并时时反思、警醒对人民的承诺;相反,“罪人”,则是推诿责任,而且还恃仗“天命”庇护,不思反悔。故“罪己”体现了“有德之君”的品格,流露了“恤民之心”,是理想的君主,如禹、汤;反之,“罪人”的则多为虐民的暴君,如桀、纣之类(《左传》庄公十一年)。后世孟子大概受此“罪己”说启发,构建“王无罪岁”论,要求君主们无条件的力行仁政,与民同乐。 邾文公迁都利民之举,则更为生动地诠释了立君利民的理念。文公十三年,邾国欲迁都于绎,但占卜的结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有人因此反对搬迁。但邾文公却认为,君的使命就是利民、养民,只要有利于人民,也就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遂迁于绎。邾文公不从占卜,坚信立君利民,流露了“民为神主”的理性精神。 其次,君权取决于人民。春秋是个大变革的时代,仅《春秋》一书数百年历史记载中,就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频繁君权更替。面对这一剧烈的“君臣无常位”的政治变化,春秋智者认为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君失去了为君之道,即统治者不能“罪己、利民”,不能以人民利益为重,从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襄公十四年,卫国的国君被国人赶出来,晋侯听说后觉得卫国人做得太过分了,但师旷以为这不是国人的过错,而是卫侯不能善待人民所导致的结果。“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左传》襄公十四年)无独有偶的是,鲁昭公也被赶出鲁国,而且在流亡中死去。赵简子为昭公的这一不幸遭遇愤愤不平,但大夫史墨却认为这实是昭公咎由自取,他在位时不能体恤造福人民,耽于一己享乐,丧失了人民的拥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智者的论说,流露出很明显的民本倾向,这就是为民和利民是立君的宗旨,如果为君做不到这一点,甚至相反还“陵民”,那么他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而且在道义上这样的君主也彻底丧失了主政的资格,即不配“为民父母”了,当然人民也无义务再支持、拥护他。而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其权力存在的基础就动摇了,其统治当然也就不合法了,其土崩瓦解是必然的。 孔子很敬重春秋的执政卿们,对其间的一些智者,更是赞许有加。如他夸子产为“古之遗爱”,誉叔向为“古之遗直”,称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孔子喜爱他们,当然也是出于其立身行事的高洁,但毋庸置疑的是,春秋这些智者们的人文情怀,想是最动孔子心弦的。确实,对神鬼迷信的启蒙,对人的礼赞,对民权的推崇,千年之下回味春秋在位君子们的人文思绪,仍不能不感慨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思想和贡献!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