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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梁启超“新民”和“民权”的启蒙宣传 历史跨入20世纪,饱受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等空前民族危机的猛烈刺激,中国的爱国者更加急切地睁眼看世界,更热烈地敞开心扉,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了解、研习近代国家观念、国民学说等社会政治理论。清廷宣布施行新政包括“预备立宪”,也使他们有机会在清朝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形式,将“救国真理”与救亡实践紧紧联结在一起,直接应用于拯救民族危亡的思想启蒙和实际斗争,从而为世纪之交进步思潮的递嬗,包括一部分人的维新主张向革命思想的转换,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而民权的觉醒,则是促成这种递嬗的关键环节。其中,梁启超先声夺人,以著名的《新民说》独领风骚,连自视颇高的康有为也自叹不如,晚年曾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有进步,我不如他”。 一 严峻的现实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爱国之心使他无暇旁顾,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拯救祖国,仍是他的目标所在。回首往事,梁启超痛感依靠上层权力来改造国家的想法难以实现,不得不转而将希望寄托在鼓动广大国民参与政治运动上面。要使国民投身政治运动,必须使他们具备必要的知识能力。梁启超认为,遭受数千年封建专制锢闭摧残的广大国民是愚昧落后的,而他所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政体,“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梁启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所以他把“新民”看做是当时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认为要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为此撰写了洋洋10余万字的《新民说》,尖锐批评了国民品格、习性、智能诸方面的种种弱点,主张“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梁启超:《创刊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如此方能争取民权,并在激烈竞争的地球上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 民权的倡言,早在维新变法时即已开始。其激烈者如谭嗣同、严复等,皆斥秦汉以来封建君主为大盗窃国,一般维新人士则申人权天赋说,从养成独立人格的国民立论进而说出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梁启超则主张以民权限制君权。但在戊戌前,维新派作为当时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所倡民权之说,也仅仅“微引其绪,未敢昌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戊戌变法惨遭镇压后,他们的态度渐趋激烈,公开痛斥封建专制的罪孽,明确提出民权救国论,直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灭”(梁启超:《爱国论》,《清议报》第7册)。强调只有兴民权,中国才能起衰振弱,否则只有亡国。梁启超倾注极大热情撰写的《新民说》,是当时维新派关于民权论的代表作,亦奠定了他的新学巨子的历史地位,并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年民权问题的响亮提出和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是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是与当时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性发展直接相关的。 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凝聚起来的对祖国最深厚的一种感情,往往是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危险时表现得最为充分、强烈。由于它是一种全民精神的升华,也就最能起到凝众和向心的作用。近代以来,爱国主义一直是激励人们投身救国事业的精神源泉。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分辨不清朝廷与国家的关系,认识不到自己在国家事务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面对亡国危机,他们满腔悲愤,奔走呼号,要求变法救亡。但他们又冲不破“忠君”观念的藩篱,自缚手脚,一旦封建统治者翻脸,变法便陷于失败,自己也人头落地。 时隔不久,悲剧重演。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义和团运动,提出的口号却是“扶清灭洋”,结果无数义和团员的鲜血,换来的则是封建皇朝的叛卖和镇压。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朝政府屈膝于列强唯唯诺诺的丑态,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令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心底里滴血。怎样才能拯救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通过什么途径方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进而求富求强,这一系列急迫的问题,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爱国者的心头,猛烈地促使他们越过旧有的思想束缚,向更广大的外部世界去探索,去追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