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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倡导“新民”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一般地说,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它在知识阶层和代表社会前进的阶级力量中,能以最深层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初年爱国主义思想的飞跃,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和思索的积极成果。他们在对救国真理的探寻和思索中,从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的理论作品中得到很多启示和哺育。 梁启超虽流亡海外,但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拯救祖国,仍是他的目标所在。敏锐的政治眼光,使梁启超意识并触及了在世纪之交中国所处的关键时刻面临的严峻问题。维新变法的夭折,说明温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实现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下层民众自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又时时流露出愚昧、落后的色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坚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改造中国。这些看似互不相联却又相互依存的社会力量,都在世纪之交时有所表现。而环顾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侵略扩张和互相争夺愈演愈烈。 这一切,都促使梁启超认真考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形象地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叶扁舟,把刚刚到来的20世纪称之为过渡时代,强调:“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认为身处这个过渡时代,中国面临一系列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指出能否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中国踏入新世界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以《清议报》和以后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就上述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以晓畅的文笔、炽热的感情、思辨的睿智,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新鲜的课题:国家到底应由哪一类人组成,是大清子民,还是有独立人格的国民?中国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范,才有资格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加入充满竞争的世界民族之林?步入新世纪后,国家的性质是否应该有一个崭新的变化?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最关键的一点,即提高国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催生“新民”的宣传鼓动,亦带动和激发了众多青年学生对救国途径的重新认识和思索,推动了爱国主义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跃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