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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往研究,《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一书特点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方法得当,视野开阔,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得益彰。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向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希望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塑造的因素却是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精细化的历史观,即是要求通过更为仔细地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一书,即采用了这种历史观,作者在描述劳资争议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时,不仅考察了劳、资两方,而且深入到党、政、军三方,以及体制外的帮会,同时也关注到国际环境的影响。重构各类、各地劳资争议中工人、各级党部、各级地方政府、资本家之间的既联合又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依据不同情况所做的相互有别的分析,更加真切的还原出历史的真相。但作者又绝不是仅仅只关注于微小层面,作者借由微观研究入手,细致剖视,进而上升到宏观把握。如作者以宝成为个案,兼论《工厂法》滞碍难行原因及其无奈之结局。又如通过分析苏州铁路饭店店东纠纷,而探讨了国民党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执政能力。通篇文章,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得益彰,微观研究从具体的历史事件着手,弄清楚具体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使历史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而宏观研究则从全局出发,揭示历史的本质及规律。 其二,研究视角新颖。该书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与分析方法来进行工运史、新工人史研究的路径值得学习。 该书借鉴社会学领域中“场域”这一理论平台,去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入手,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讨论两大问题:一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争议的概况、走势与特点;二是劳资争议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制、意识形态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注意到“劳资争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内部牵涉因素较多,单一层面的研究无法说明真相,只有综合分析,才能将争议背后的诸多矛盾既单一列出,又可以找出各矛盾体之间的联系”。从而将劳资争议放在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中来描述。 并且,作者在撰写本书时,也努力摆脱目的论,唯意识论的“革命史叙事”的范式,努力地“恢复”史实,将工人作为主体,将分析点置于工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三方的对弈中,指出:工人群体有生产、生活需要,同样有政治相属需求。在撰写由劳资合作发展变化为阶级斗争这章时,首先追溯劳资合作的歧义性与理论缺失,接着分析了国民党难负使命,在民众中丧失威信的原因,接下来又探索出工人群体意识的逐步产生,从而证明工人群体与意识形态并非天生浑然一体。以阶级斗争为特色的工人政治选择,始于工人阶级的形成与自我认同,工人群体不承认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权威,这是政府表面倡行劳资合作,实则抛弃工人群体利益,以及国民党丧失工运领导权的咎由自取。 整个过程逻辑严密,史论结合,观点明朗。摆脱了预设的“革命史叙事”。 其三,具有现实借鉴意义。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要去书写历史?并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能够为现今的问题提供借鉴。该著对于现今的民生问题就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孙中山先生曾将民生主义定性为“三民主义”的核心,国民党虽然也实行了很多改善民生的政策,如建立各类救济失业工人的民生工厂;在资本家为转移经济风险,减工停业时,支持工人阶级等措施,但均未能避免工人罢工,反而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作者将此归结为政府缺位的劳资合作,不过是长期劳资争斗中的间歇而已。因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亦或改革开放后,自始至终都正确地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今,民生问题更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劳资问题也是考验政府政治智慧的大问题,该书正可当为处理劳资争议的“反面教材”加以探究。 由上分析可知,《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一书,无论是理论视野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且资料丰富,论证缜密,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但白璧微瑕,如在劳资争议的调解与仲裁这章中,作者特意占用了一节的篇幅介绍帮会在劳资争议中的作用,且将杜月笙领导的青帮作为典型来进行分析。但笔者认为以青帮和杜月笙来考察帮会在劳资争议中的作用,虽具有典型意义,但代表性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