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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更好地确立在新的世纪里通俗史学者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则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一些史家已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合理性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互有抵牾,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态度和观点。如一些史家认为史学传播与史学研究应该具体分开,各有分工。他们鼓励正常的史学应用工作,但并不认为具体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参与进来。乔治忠先生就说道:“我觉得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应用应该分开,不应该把史学的应用和史学的学术性混为一谈。应用是自然的,学术搞得好,搞得正确,它的社会效益自然会体现出来,但不应算在学术里面。”但有的学者则不认同上述观点,认为史学研究者亦应该参与到史学传播与普及之中,只不过史学研究者与一般的通俗史家二者的历史书写与受众者有所不同,各有侧重而已。钱茂伟先生就认为,通俗史学在致用上实际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史学工作者把历史知识传播出去,为社会大众所用;另外一种是文艺工作者把历史知识拿过去用各种体裁来改写。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用法。一是采用的主体不同;二是它们的学科性质不一样,以后面临的对象和读者群体也不一样。由职业史家写出的实际只能面向社会的知识层,而文艺面向的则是大众。前者为科普型通俗,后者为娱乐性通俗。”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应该在职业史家和通俗史家之间寻找到一条桥梁,以集二家之长,补二家之短。这正如陈新所说的:“历史使人明智,这种智慧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知识,而更多的是指阅读历史可以令人们通过类比历史经验,形成各自对于现实的反思能力。如果多数职业历史学家从历史中获的智慧总是因其表达的习惯,深深地埋藏在艰深的文字之下,那么,生产‘易读性’历史作品,建造起沟通职业历史学与普通受众的桥梁,就需要一组新的人员———公众史学家来实现。” 从对于史学传播的内容来看,当下通俗史学虽然持续发展,但其所宣扬的史学内容却多是一些古代历史的宫廷争斗、才子佳人的历史,还有一些是不加版本选择、品质不一的白话古代历史与文化典籍的相关读本,前者的历史写作虽然能够暂时满足民众对历史的好奇感,饥渴感,但对于民众的人文素质和精神气质的提高,却无甚帮助;而后者的普及读物质量的低下,缺乏厚重感和历史感则更令人忧心。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是可以互相促进的”。马宝珠先生就认为:“史学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本质正在于史学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的统一。”因此,“史学工作者要有现实感”,尤其是作为一个从事历史通俗化、大众化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尊重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之上,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贮备和学术创新能力,同时寻找到普通民众的最佳历史选择,了解到什么才是民众最喜欢,最易接受而又能提高民族文化和人文素质的史学内容,并利用当今的各种媒介传播手段,以通俗化的手法传播给社会大众,则是我们以后所要做的另一重要工作。总之,借用瞿林东先生的话:“史学的普及工作,对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从做人到参与社会活动直到制订国家政策,都有重要意义,应受到格外的重视。”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