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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通贯整体的诠释，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或不要细节、局部、碎片研究，只是强调任何细节、局部、碎片研究，都必需依托通贯整体的研究。钱穆在《晚学盲言》的开篇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做出阐释：“有‘整体’，有‘部分’。但应先有了整体，才始有部分；并不是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为整体。”钱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想起多年前跟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交谈的情景：我偶然提到“一叶知秋”，他马上接着说：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我想，钱穆先生和孔飞力先生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细节、局部、碎片，只有在整体中，它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该不该研究细节、局部、碎片，而在于是否具备通贯整体的眼光和视野。这种眼光和视野，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通识。而通识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视野，更是一种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学者本人的禀赋。 有人批评以往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过于突出精英，而对大众，对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不尽然。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他们构成叙事的中心，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研究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他们的角色、作用和重要性，不是来自上帝的授予或某种神奇力量的赐予，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在大众中产生的。没有大众，何来上层何来精英？没有大众，他们的角色、作用和重要性便无从体现。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孤立于大众之外的精英，也没有与底层、基层完全脱节的所谓上层。因此，宏大叙事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过于集中关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而出在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质疑的不是关注本身，而是以什么样的视野去关注。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有学者倡导上海学的研究，以区别于上海史的研究和上海志的研究。1986年，陈旭麓先生还曾专门撰写并发表《上海学刍议》一文，对上海学这个概念做出界定，文中写道：“上海学当然是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史是记述它的过去，志是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学高于史、志，是它们的理论升华。上海学要研究上海的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这些都是早已分别研究的内容，也是正在深入研究的内容，但它们的排列不等于‘上海学’，即使在这基础上的综合，也只是‘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称不上‘上海学’。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这个界定，照我的理解，其要义即在于以通贯整体的角度关照、解读和诠释上海：一方面从细节、局部、碎片的研究和分门别类及其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内核”，从而更完整更立体地呈现上海城市的兴起、发展、困顿和转型的历史，呈现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的变与常，以及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呈现上海城市的外在风景和内在风景，呈现上海的“城市生命”、城市精神、城市气质，以及由这种精神气质化合而成的传奇性魅力；另一方面尝试通过“科际整合”和“视界融合”等手段，放宽和拓展“历史的视界”，在上海研究中，引入区域的视野、国家的视野和全球的视野，即把上海城市变迁放到区域（江南）、国家和全球的整体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从而更准确更具深度地揭示上海城市变迁的动力机制、约束条件和空间规模，揭示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化商业流通网络和知识传播网络的形成、延伸与拓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所累积的巨大的城市能量和无远弗届的吸纳与辐射能力，进而揭示上海之于区域、国家和世界的特殊意义。只有这样，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为上海研究开拓出新的意境，为国际都市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典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