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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由重藏轻用变为藏用兼重。不过，时至今日，现代图书馆仍然存在利用不够的问题，馆藏古籍就是一例。 作为一种古老的媒介、历史的“活化石”，古籍仿如文物的“包浆”，承载着历史的张力，从中可以体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历时间沧桑淘洗的深度。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浩瀚的古籍文献乃其载体。明代内阁大学士邱浚在建造档案库的奏疏中曾指出：“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当今图书馆人亦认为，古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是“现实连接历史的血脉”。而且，不少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多为古籍，如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善本收藏地——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上海图书馆的《四欧宝笈》，扬州鉴真佛学院鉴真图书馆的钦定文渊阁版线装“四库全书”，南京图书馆的《蟠室老人文集》，辽宁中医药大学1479年的孤本《杂病治例》……连国外也多如此，如法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是世界天文科普入门第一书——《大众天文学》。 然而目前，这些如同至宝的古籍，却大多被束之高阁，“沉睡”在图书馆中。很多单位除保证内部基本查询之用外，平时一律大门紧锁，以各种理由婉拒来访者。必须指出，当前许多图书馆都热衷于古籍保护，对利用则轻而视之。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李德山就认为，“古籍记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前人的智慧结晶，理应与全社会共享，特别是要用于研究开发，要古为今用。”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葛剑雄也曾强调，大学图书馆的老观念也要改，以往图书馆的惯性思维是把图书保管好，尽量减少损伤，但是大学图书馆不是藏书楼，让更多的书籍流通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价值，把自家的馆藏拿出来与大家共享，也需要观念上的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升古籍利用效率方面，也有一些图书馆做了有益的尝试。2006年6月，国家图书馆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型古籍珍品展：“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2012年5月，陕西宝鸡的凤翔县图书馆展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明代万历年间的重修《凤翔府志》；同年7月，上海图书馆举办了纪念建馆60周年特展，不少古籍文献存世量极小，文物和文献价值极高；2014年6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办了古籍善本特展，30多种馆藏珍贵善本首次与读者见面，不少镇馆之宝级别的善本是建馆83年来第一次展出……古籍展览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欣赏古籍、接触古籍之窗，是传统文化深呼吸，誉之“文化大餐”实不为过。只是，这样的展览与庞大的需求相比，差距依旧悬殊。 早在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其中明确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作为全民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到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专门提到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是机遇，也是动力。当今的国人，显然不应该一味地强调古籍保护，进而将现代图书馆再度退化为曾经的藏书楼，这不仅难以体现馆藏古籍的历史价值和时代魅力，更不利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当然，强化利用绝不意味着放松保护。事实上，二者亦非对立关系。比如，将古籍数字化既解决了保护问题，又利于传播、利用；再如“中华再造善本”项目，再版珍稀古籍，广布文化于民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总之，只有强化古籍的利用观念、做到藏用兼重，让这些“传家宝”大放异彩，而不再是“吸尘器”，才有可能实现其与读者的零距离接触，从而使“阅读中国”更富魅力和活力。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