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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儒道释的会通是通过言意之辨的方法来实现的。言意之辨的概念,最早由汤用彤于1942年在解析玄学中语言与意指的关系问题时发微阐明,遂成为学界通说。但是言意之辨对于融会儒道释的作用,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言意之辨会通儒道的效用是在解释经典和体证本体的基础上实现的。魏晋时期的儒道矛盾主要表现在:儒道根本思想的差异,及各自经典文句的冲突。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因其立足点不同,而趣旨大异。儒书与诸子书中互相攻击之文,也很难解释。道家中毁非孔圣者,莫明于 《庄子》,而儒家之轻鄙老庄则有《法言》。调和矛盾的方法即以“忘言得意”为主要内容的言意之辨。 《庄子》向来被认为是与儒学有根本分歧的代表,考察《庄子》旧说在魏晋新学中的诠释进路,可以揭示儒道融合的过程。根据《庄子》郭象注,解决途径在方法上为寄言显意。郭象用寄言之说解释《庄子》书中“不经”处甚少,而用以释“绝圣弃知”处则甚多,这种方法是为了解答儒道名实的问题而使用的。郭象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把儒道两家的思想融为一体,使之不相违背,这就使道家抢占了儒家的部分地位。支遁注《庄子》也采用这种方法,他解《逍遥游》云:“庄子建言大道,而寄旨鹏鹦。”这是说鹏鹦之状,无须多解,取其论大道之意,方得弘旨。《庄子》诽毁圣贤之处,均当会其义而不滞于文。东晋李轨为《法言》作注的时候认为,视孔子与老子所同体者,皆以“无”为本,其注解与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的方式颇为相似。扬雄对庄周的诽议,亦采用寄言之法解释其牴牾。故其虽名注儒书,而实宗老庄玄学。 魏晋玄学通过儒道经典的互诠互释,既化解儒道差异和文辞冲突,又阐扬两家经典的普遍品格。汤用彤认为,“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儒道本无差别。自言不尽意观之,六经为糠秕;自寄旨于辞观之,则儒经训俗之用,亦不可废。至于儒道名言冲突之处,仍以寄言出意解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