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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启迪后世 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大众化进程。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于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之后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当时社会发展风云激荡;各种思潮、学说层出不穷,广泛流行,社会主义思潮更是异军突起,大受欢迎。 然而,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军李大钊给胡适写信,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应该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李大钊的宣示发聋振聩,澄清了思想的迷雾,点亮了思想的明灯。 论争过去近一百年,今天的学者可以更平静、更全面地从“问题与主义”论争引申开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力。 对于“问题与主义”,鲁迅先生自有看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谈到,鲁迅提倡改革国民性、改变国民的精神,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因此要提倡文艺运动。“立人”、“涵养吾人之神思”和“提倡文艺运动”在鲁迅思想中“一以贯之”。今天纪念、反省新文化运动,这条路径仍值得沉思。 “个体与家庭”议题重大 1918年,《新青年》杂志推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的命运,引起当时一代青年的共鸣,更将“个人与家庭”、妇女解放等问题推到时代的前台。时移世迁,怎样建设家庭、怎样使个人与家庭和谐相生,依然是一个时代课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强调,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之前,更直接、更触动人心的是关于“个体”与“家庭”的论述。当时,对此有正反两个命题:倡导独立自由的个体,批判桎梏依附的家庭。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视这两个命题的合理性。在现代中国,个体与家庭可被称为“双重本体”,因为两者间有着难以消融的关系,各有其价值:单纯的个体性价值观念并不足以完全支撑起完整的现代社会,单纯强调个体远远不够;用“亲亲”代替“个体”的企图也有巨大风险。 显然,在今日中国推进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怎样处理好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学术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5家高校院系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