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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文献一并呈现 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史撰述的质量高低或成功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需要双方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且他们均有记录和保存过往记忆的强烈愿望。该书访谈人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善于激发口述者的谈话兴趣。口述方法搜集的史料,需要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证、核实和辨伪。访谈者和口述对象应该有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既要有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坦诚,也要有你来我往的批评订正和互相质疑。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访谈者和撰写者必须善于沟通和训练有素。对此,访谈者本人有着清醒认识:“李先生所叙述的历史,有些涉及重大问题,而且缺少旁证。在此情况下,作为历史学著作的‘口述历史’,要求口述者尽可能详细地回忆现场情节和周边情况,确保记忆准确,访问人则需要查考档案文献,研究背景材料,使口述内容与历史背景有机融合。”职此之故,她在口述者耐心配合下反复提问核实,追踪细枝末节。 对李敦白追述的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中共中央委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翻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带给东欧各国及法国、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以及“宣化店告密”、“斯特朗间谍案”等,撰写者均与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比对和考订。得到李敦白认同或补充的背景性资料,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口述中,而那些未能得到文献确证,但李敦白坚持己见的,则以注释方式进一步引证相关资料,并将撰述者的意见一并呈现。该书注释显示,访问人介绍了周恩来一首未刊小诗的写作背景,借以印证周恩来和陈毅之间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 “小心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该书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三端。首先,有益于澄清一些不为人知或知之浅少的历史事实。比如,阳早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宏大范式的解读是:表达了当事人参加“文革”的强烈愿望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但同为外国专家的李敦白所了解的事实却是:他们对把外国专家与政治隔离的做法不满,认为这种隔离会将外国人“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至于李敦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主观认识和理性思考所述及的数十位重要历史人物,更为世人多维度观察当时的社会政治,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其次,该书跳出传统的精神病理分析窠臼,明确将信念、意志等因素纳入心理调适和治疗体系中。书中所述“智慧疗法”,对于长期身处逆境乃至绝望无助之人心理疾患的自我预防和调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李敦白亲身体验到,“引起情绪波动往往是自己给自己编的故事,而不是事实。这样,我就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小心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最后,全书以真实可信的个案,促使人们思考一个终极问题:理想信念与生命质量究竟应该如何安置?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李敦白对社会改造和人生价值的探索均是真诚的。他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造化弄人,致使他两度蒙受不白奇冤而身陷囹圄,他所持守的理想信念,也曾使其遭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巨创,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经历跌宕起伏后的垂暮之年,他既没有因为无端的冤屈和伤痛而心生怨怼,更未因为自己曾经的选择而心生悔意。他矢志不渝地认为,“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 在回顾了坎坷人生并反思了不堪回首的盲从之后,李敦白认为,每个人均有与生俱来明辨是非的能力,然而,个人的偏见和私欲往往蒙蔽了人们的朴素认知能力,以致盲目跟随外在的那个“更大的声音”,陷入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在他看来,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人们在更多情况下应该相信常识,倾听良知和理性的声音。这也是他在经历无数挫折、坎坷和千转百回后,贡献给世人至为宝贵的血泪箴言。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