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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需要“细节”支持 朴民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历史研究的“误区”：追求虚幻的绝对“真实”、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还比较严重。比如一些学者时兴采用西洋化表述方式，有的自己都没有真正理解老外在说什么，只好“硬译”，有的则无视国内已有的很好的研究成果，硬要拎出国外并不准确的表述来粉饰自己的学术水准。 再比如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既对文献记载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尽管如此，却不可轻易用考古发现否定文献记载。因为虽然文化遗存自有规律，考古发现却多有偶然，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此处有、此处是，却无法断定他处无、他处非。此外，随着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一定的“科学”规范确实需要，但过于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科学规范”，抹杀历史学科的“人文”本质，同样会带来很大问题。 虽然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复原”历史，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求真”“求实”的理念，否则，历史研究将失去最基本的功能。“虚幻”的“绝对真实”概念的提出，极易引导出历史研究无真实的极端结论，从而为各种各样的“戏说”提供口实。“史料即史学”的提法虽然不免偏颇，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一理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实践意义。“史料即史学”的本意是一切从史料出发，是言必有据，而不能曲解为“史学即史料”。同样，强调历史研究需有正确的理论和合理的方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史料的发掘和正确的解读。 朴民教授指出，一些学者的研究过于琐细，琐细到“一叶障目”，甚至用这种琐细的研究排斥“宏大叙事”。这一说法似乎言之过重。学术的细分化，是当代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合理的、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宏大叙事”应该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学者的个人性格、学术背景、学术机遇，决定着他们选择研究的“宏观”“微观”或者“中观”路径。如果真有“个案”研究的学者对“宏大叙事”表现出排斥与“不屑”，可以视为他们因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的欠缺而表现的“不懂事”，相信当他们的研究达到某一层面的时候，自然会加入到“宏大叙事”的行列。而就我的目力所及，好像还没有发现哪一位“个案研究”或社会史研究表现突出的学者包括青年学者排斥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如果说历史研究有被社会“边缘化”的趋势、历史学的价值发生了“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我倒认为这并不是“个案研究”者的责任，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琐细”的路子。责任恰恰在于选择了“宏大叙事”的学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们虽然选择了“宏大叙事”，却没有对前人的研究有明显的超越，乃至有些研究还在重复前人的成果，没有能够产生出强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究其原因，既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没有大的创新和突破，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从个案研究、“琐细”研究中吸收营养。“宏大叙事”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就我看，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主战场”“主阵地”，是历史学科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唯一途径。但是，要在“宏大叙事”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要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任何好的理论、好的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必须关注个案研究，包括具体的村庄研究、城镇研究、家族研究、疾病研究乃至“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式的研究，用个案研究的成果，丰富宏大叙事的内容。也就是说，“宏大叙事”需要有“细节”支持，否则，只能是不断“重复过去的故事”，那注定是没有生命力和新鲜感的。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才使得当代中国大陆的学者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关注历史的细节，更加关心当代的社会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