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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斗争求团结 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人为代表，自1937年2月至9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起初，国民党傲慢无礼地提出不同意共产党有师的编制，只准编为3个团;后又增为6个团、9个团，人数只限3000至5000人。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提出“中央只准其编4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8团兵力当在15000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蒋介石甚至荒唐地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以实现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欲望，周恩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蒋介石的谬论一一驳斥，并正告他：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对于国民党提出要向共产党军队派遣政训处主任、参谋长或联络参谋的主张，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谈判代表。“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由于我党坚持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再加上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 七、隐蔽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成为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而这一切，无不以情报和对情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为基础。党的隐蔽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比如，我党打入到胡宗南部队的情工人员熊向晖获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以及西安其他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对我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系统及时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一触即发”的重要情报，及时反映了日美谈判内幕，以及日军决定“南下”的战略意图。特别是通过日籍反战人士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的分析研判，作出日本将在12月7日前后对美国发动进攻的准确判断，最早发出了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这一战略情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件情报工作”之一。 八、将中国命运与人类命运融为一体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罗斯福总统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世界进步力量也以不同方式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苏联在战争前三年提供贷款2.5亿美元和大量武器装备，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约2000人参加对日作战，其中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等200余名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战场，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抗日空战历史上写下了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悲壮篇章。由中美共同开辟的“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80多万吨、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00多名。 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协调、互相支持，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但又不能把胜利的法宝全部押在外国的协调、斡旋和支援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约张学良到石家庄面授机宜：“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国民党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声泪俱下，乞求国联“裁决”。而实际上，英美法等国巴不得日本进攻苏联，不但默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且公开加以袒护。 而中国共产党不仅采取独立自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敌、伪、顽军的层层封锁下，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基本解决了军需民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并发展了解放区，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十、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之魂 抗日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角力，更是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较量。抗日战争格外艰险，牺牲和流血时时威胁着人们。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俯首甘当亡国奴，而是竭力奋战，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八路军战士马宝玉等5人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将日军吸引到狼牙山，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英勇跳崖。在正面战场，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以血肉之躯英勇抗敌，血洒疆场，总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场，重要战斗1000余次，伤亡320余万人，旅以上将领牺牲189人，可谓悲壮惨烈。在忻口会战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家书中表示：“我爱你们，更爱祖国!”“不打败日本，决不生还!”会战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和师长刘家麟等为国捐躯。忻口会战坚持3个月，歼灭日军3万余人，而在取得这一辉煌战果的背后，是10万爱国将士马革裹尸! 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胜利! 70年过去，抗日战争硝烟已尽，然而70年前的精神将世代相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