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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问题既要符合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旨趣，又要吻合历史学对历史情境的理解旨趣。如果两者同时具备，并符合质性研究对于价值中立的要求，那么研究问题就成立。遵循这样的程序，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就能够跨越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鸿沟，在价值中立和价值介入上取得平衡，并可吸取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的优点。 从史料生长出理论：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下面讨论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另一个方法论上的争议焦点：如何将理论和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行，史学界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理论也不再陌生。但是，在方法层面，如何才能将合适的理论用于史料的组织和解释而非单纯的生搬硬套，对于史学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领域。 而历史社会学，从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开始，经提倡，长时段比较研究一直是历史社会学的主流。但历史社会学的长时段比较研究，却一直不被历史学比较正统的研究者所承认。一个被批评得比较激烈的方法问题就是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加，史料的增加是几何级数的，因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筛除大量史料。这就出现了理论先行的问题，即先有理论预设，后有史料选择。 在历史社会学内部，一直以来都是用理念型方法来为这种长时段比较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史料筛选做辩解。在韦伯看来，这种史料选择背后的价值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理念型的建构本身存在着价值介入。研究者只需要说清楚自身的价值介入是什么即可，至于如何判断这种理念型是否已排除研究者的自身偏见，以及是否是对真实因果关系的非真实建构，在韦伯看来，每个理念型只是真实多因果关系中的某个切面，不同的理念型之间是一个相互补充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而对于同一因果关系的理念型建构，则是不同的理论竞争的自然结果。因此，无需纠结于材料是否完备，而要关注理念型的建构本身是否可靠。但是，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虽然在社会学内部被认可，却无法让历史学所接受，所以福柯对疯人史、埃利亚斯对文明史的研究虽然影响很大，但一直被历史学家所批评，认为其史料运用有问题、理论无法解释丰富的史料。 韦伯的理念型本身并不能解释真实的世界，而是揭示纯粹的、理想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关注理论真实而非材料齐备的理论建构方法，但这恰恰是史学从史料出发的方法所反对的。因此，学科间关于方法的差异性，使得历史社会学主流的长时段比较研究一直没有被历史学所认可和接受。这种不被接受，当然也是部分因为理念型的研究方法在操作层面的评价标准确实难以操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建构能力。为了理论模型的自洽性而牺牲史料的丰富性和理论对史料的覆盖度的现象，在历史社会学中也是屡见不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历史社会学被视为社会学，其旨趣在于理论而非历史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