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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宋代理学家将“三纲”上升为“天理”后，它越发神圣，所谓“三纲之重，等于天地”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而由此所派生的忠、孝、节“三德”则被人们普遍视为至高德行。这样，“三纲三德”对人们心灵的管束、震慑力越来越强大。崇尚忠、孝、节一旦成为社会风气，上受朝廷表彰、褒奖，下为社会舆论赞誉、向慕，人们势必相互攀比，追求比他人更忠、更孝、更贞。连官修的《明史》的作者也指出，那时人们为表现自己更忠、更孝、更贞，竞相以“至奇至苦为难能”。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中，从宋代起，各种愚忠、愚孝、愚贞、愚节行为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就孝而言，起初只是“刲骨”和药疗亲，后来则发展为“剖肝”、“探心”、“凿脑”和药疗亲，以至以“杀子祈神”的方式为病危父母求寿。而最甚者竟至自杀殉亲。就贞节而言，这类愚德更是触目惊心。为践行“从一而终”、“不事二夫”的训条，从终身守寡发展为以毁容、“刺额”来表示自己守节的决心，以至未嫁之夫死也为之守节终生。宋元以来，采取“绝食”、“吞金”、“仰药”、“自缢”、“投水”等方式自杀殉夫者可谓一代超过一代。这些女性（多为年轻女性）所以如此苦守以至轻生，既是因为自己觉得这是至高的美德、荣耀，可以名垂青史，也是慑服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当贞节被社会普遍视为美德之后，丧夫的女性若不守节，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据正史记载，明代某改嫁女子，好意赠人“茶饼”，竟被对方当面抛于地。也是在明代，某女丧夫后“欲改节”，她的女儿竟“闭门不与相见”，使她“惭去”。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管控、震慑力于此可见一斑。 封建礼教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管控、震慑力？这是因为被神圣化、绝对化的“三纲”、“三德”一旦深入人的心髓，化为内心的信念，则身为臣、子、妻者势必会认为自己为君、父、夫而生，自己的最高价值即在为君、父、夫牺牲，而忘掉进而牺牲自身的价值。臣、子、妻既认定“身非己有”，则势必会反复出现以上种种血腥、野蛮的愚德行为。若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那么，谭嗣同说的“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鲁迅及吴虞说的“礼教吃人”就不难理解了。 客观地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道德革命”，其主流是理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新文化运动虽对旧礼教作了空前猛烈的抨击，但其矛头始终指向“三纲”，而未正面触及“五常”。这说明，近代的批判者们清醒、理智地看到，在中国传统道德中，鲜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是“三纲”，至于“五常”则具有不同程度的超越性和历史合理性。再有，他们在批判“三纲”、旧礼教的同时，又主张发扬诸多传统美德。陈独秀曾专门著文，大力提倡勤、俭、廉、洁、诚、信诸德，认为“之数德者，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只有坚守、践行这些传统美德才算是“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显然，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并未对中国传统道德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今天，我们全面认识、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应看到这些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方面。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