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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592年和1598年的两次武力进犯朝鲜，主要是丰臣秀吉及其部分武将出于霸王之心发动的具有一定偶发因素的前近代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话，那么明治政府成立之后的对外扩张，基本上就是近代日本人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在逐渐建立起的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有意识有计划推行的一种近代国家战略，其目的是仿效西方列强成为地区乃至世界的霸权国家，虽然是后发，其行为的基本性质，却完全符合帝国主义的逻辑。 自17世纪初开始实施的几乎与世隔绝（只留下长崎一隅与中国和荷兰进行着有限的贸易）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本土的传统和文化达到了非常圆熟甚至是灿烂的境地，倘若没有外界势力的强力冲击，这样的状况也许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些许震惊，当1853年和翌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了东印度舰队两次进逼日本，以武力为背景要求江户幕府打开国门时，慑于七艘庞大的军舰（其时日本人只拥有两百吨以下的船只），日本人不得不开启了国门。于是英国、法国、荷兰相继跟进，逼迫日本人签署了一系列具有浓烈不平等色彩的通商条约，函馆、横滨、长崎、神户等港口相继开放。 日本人自然不甘于束手待毙。其实早在18世纪末，就有工藤平助、林子平等少时修习兰学、对海外情势有些了解的忧国之士，针对不时南下的俄国人，开始倡导“海防论”。到了19世纪，更有佐藤信渊、佐久间象山等人甚至主张或者主动出击、或者开启国门与时流同进，著名的如吉田松阴，在1858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署之后，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就竭力主张：“今日之计，当以谨守疆域……乘机垦拓虾夷（今北海道），收取琉球，北取朝鲜，挫败满洲，东压支那，南临印度，以此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以遂神宫未遂之伟业，达丰国未成之大计。”（《复久坂玄瑞函》，据松本健一《近代アジア精神史の試み》，中央公论社1996年，第182页）顺便提及，后来主掌明治大政的伊藤博文，当年正是吉田松阴“松下村塾”的门下弟子。 明治政府建立伊始，明治的领袖们便意识到要使日本免于沦为西方列强的股掌之物，唯有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西方列强为楷模，在法律、教育、卫生、警察军队制度以及工矿、交通、电信等软硬件方面对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造，使日本从前近代的状态向近代或现代社会转换。而这种改造或转换，并不是消极地固守一隅，仅仅局限于原本日本列岛的地理范畴，而必须像西方列强那样，向海外拓展疆土，占据海外的资源和市场，将早年的日本“皇国”，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日本帝国，以扩张来谋得日本的安全。明治大幕刚刚开启时，就曾兴起过一阵“征韩论”，后来因时机不成熟，“征韩”一事也就暂时被搁置。为抵御俄国的南下和扩展新的疆土，明治政府首先做的是开发“虾夷”，1869年9月22日将原本有阿伊努族土著居民居住的这一8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岛改名为“北海道”，仿效美国的西部开发，从本土大量移民，使之成为明治日本的“新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