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0年12月6日，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时任第一军司令）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主权线是指一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利益线则是指与主权线的安危有密切关系的区域。……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不仅要守御主权线，还必须要保护利益线。”（据中塚明《日清戦争の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68年，第85页）在早些时候山县有朋就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指出，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也就是说，必须要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当1894年5月朝鲜爆发甲午农民起义（又称“东学党之乱”）、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拟出兵朝鲜时，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一次向中国全面出手的绝好机会，于是就爆发了日本在7月25日蓄意谋划、主动挑起的甲午战争。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捷报频传，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倾向进一步抬头。当时的舆论领袖之一德富苏峰，在战争进行到一半时，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日本膨胀论》，他主张：“要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亚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一曰物质的牵制，一曰精神的牵制。物质的牵制法就是让他们支付战争赔偿金，分割他们的土地，……所谓分割盛京省（指现在的辽宁省——引者），获取台湾，就是此牵制法的一端。……精神的牵制法就是使他们从内心臣服我们的武威，彻底根除他们再度称王称霸的野心。”（《徳富苏峰集》，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第252页）他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的设想：“倘若能北占旅顺口，南据台湾，清国再怎么庞大，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则大矣，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到了这一步，不仅是一个清国，还北可控制俄国，南可应对英国，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东亚的霸权。霸权在我手里，和与战的主动权也就在我手里了。”（同上第258页） 然而在《马关条约》中本已到手的辽东半岛，却因俄国等的干涉而不得不再吐出来，且甲午战争之后，虽然将中国的势力驱逐出了朝鲜半岛，北方的俄国却对此虎视眈眈，试图将中国的满洲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并染指朝鲜半岛，于是日本又卧薪尝胆，厉兵秣马，用中国的甲午赔款扩充军备，在1904年挑起了与俄国的战争，最后艰苦取胜，虽未获得赔款，韩国（朝鲜在1897年改名为大韩帝国）则完全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满洲的南部也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期间，有一批颇具侠义心肠和亚洲主义思想的日本人，主张与中国携手共同抗击西方列强，出于各种目的，他们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中国也在甲午战争之后主动向日本学习，中日关系相对平缓了十余年。但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的革命党未能掌权，中国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这时日本对中国的一种主流看法，就是中国人自己已经很难拯救和改造中国，需要借助业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日本的力量。日本近代最著名的中国研究家内藤湖南公开主张“支那的革新、亦即要赋予支那社会组织以新的生命”，必须要求得日本的帮助，“最易实行的，是具有革新旧组织经验的日本人，根据其经验将支那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进行重建”，这是“日本人对支那改革的使命”（《新支那论》，东京创元社1938年，第277页）。于是日本借一战爆发之际，以驱赶德军的名义，占领了胶州半岛，并抓住袁世凯的软肋，提出了贪欲的“二十一条”，名义上是指导中国的改造，实际上却是捏住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试图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一战之后的日本，已完全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