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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了。在“复兴国学”的现实面前，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值得玩味。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学的衰落，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青年们“非儒”、“非孝”、“非礼”，“打孔家店”，在反国学。今天有不少人觉得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孝道”、“礼教”，违背常理，匪夷所思。甚至有人站出来为纲常名教辩护，说“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不在“儒表”，而在“法里”。那么，“打孔家店”，打错了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尊重历史。从中国封建王朝到“五四”前夜，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如说是国人难以承受的重负。其中，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兼具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难脱干系。关于“打孔家店”的起因，学界从民国初年的复辟、专制、国教运动等角度，已多有探讨。倘若认为这些理由尚不充分，不妨拉长镜头看看儒学在清代的表现。 兹以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礼教”为例。以礼为教，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先秦时期提倡礼教者不限于儒家，但以儒家最具影响。中国被奉为礼仪之邦，儒学贡献大焉。从原初义上说，所谓“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是对称关系。然而现实生活中，礼教却成了君对臣、父对子、男对女的单向要求。曾国藩在写给长子纪泽的家书曾明确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被推为“一代儒宗”，他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真实地道出了礼教的本质。 到清代，礼教已是严重病态，它扭曲人性，制造愚民。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国民。对于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来说，礼教寄托了他们的人生信仰，代表了其人生意义。他们甘愿为礼教而献身，他们去世后，又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有清一代，为礼教殉身者数目惊人。礼教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在浙江地区，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曰“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清实录》、地方志中不胜枚举。礼教已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而多数民众身陷其中，混然不觉。 礼教由先秦的文明象征，至此已沦为社会不平等的渊薮，适同杀人的凶器。正是有鉴于此，1916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孔孟礼教贯彻于国民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们决绝地向“孔家店”尤其是礼教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攻。“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以“吃人”来形容礼教的罪恶，由上观之，难道过分吗？胡适等人发表《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文，批判忠孝节义等儒家观念，正是对症下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