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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情形来说，我们这些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是“寄居”在某个学科中而得以生存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研究行为的正当性甚至合法性都是在这样一个似乎明晰的路径下进行有限选择。因此，我们的“安全”在于这门学科的“存在”。这也是为何在时下的高校中，一个“边缘”的学科专业面临末位淘汰，进而会让任职教师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于是，有的人选择新的学科作为羽翼，而有的人则依赖教育制度中存在的“惰性”而勉强支撑。 这似乎是一种悲哀，但这并非全都如此。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个贝特森也就是给“遗传学”取名的老贝特森（William Bateson）的儿子。小贝特森出生在英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他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但他并非传统意义上传播学学科下的学者。他的研究对象不限于人类，还包括海豚之间的传播互动。小贝特森的最后十年也不是呆在一个学科性的院系里，而是在寄宿制学院里生活，并以“贝特森”的身份教授课程，而不是以某某学科教授的身份。有人认为这只是与小贝特森本人兴趣广泛，诸如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进化论等。但人们却忘了应当强调的问题：什么才是学者有价值的存在方式？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应如此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但制度是否给这样的人提供了生存的便利条件，则显示了制度的开放程度。此外，从学者的个人追求来说，其存在意义不能仅仅来自于学科院系的“施恩”，而应是自身的“研究存在”的价值，它的意义也不局限于所谓的学科院系。 事实是，当下不乏与“研究存在”的价值相去甚远却以研究员或教授身份自居的人。一些学术身份的评价标准本身也是一个误导，它所形塑的不少学者有时如一块毛石披上了薄薄的翡翠外衣，而不是翡翠外面包裹着毛石。也恰恰是这样的人穿梭于浩浩荡荡的研究者队伍中而取得了“注目”的景观效应。尽管这些拥有不同名号的“长”们、“家”们日益暴露出尴尬的学术囧境，但只要你有“赌石”的勇气砸开他的外壳，就能得出其原本的极为有限的“学术价值”。更让人奇怪的是，有些名号是可以有计划地给予的，有时是可以出于扶持的需要而授予，甚至不排除基于特定的目的，有意借此施以巧妙的学术营销和包装而为本单位“撑门面”的情况。这些营销和包装远甚于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真正认同。这恐怕是当今社会对“教授”，以及“教授”之间缺乏相互认可和足够尊重的重要原因。 多年前，被评价为拥有原则性而又不失灵活性的邓小平早就敏锐地讲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虽非万能，但制度作为约束人、引导人，进而成为形成特定秩序的规则，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因此，完善的制度以及有效的实施方式至关重要。但这方面，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因某些原因缺乏来自基层一线教师中肯的建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