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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领域虚无历史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恶搞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是红色历史的艺术再现，红色精神的载体，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基础。珍爱、保卫、传承本民族的经典，是世界上一切有出息民族的共同取向。然而，有的作家却无视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以一种极为轻薄的态度对红色经典进行肆意的篡改。流风所及，几乎没有一部红色经典能够幸免于祸。众所周知，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阿庆嫂，都是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形象，可是到了新编小说《沙家浜》那里，郭建光却成了品位低下、遇事窝囊的猥琐之徒，而阿庆嫂则成了一个卖弄风情的荡妇。郭建光、阿庆嫂与胡传魁的矛盾冲突，也不是爱国志士与卖国汉奸的斗争，而成了情色纠缠、争风吃醋的“三角”戏。 凡此种种轻佻和放纵，使文艺工作者在全国人民中蒙受耻辱，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蒙受耻辱。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来说，这是一种极具腐蚀性的负能量。 二 历史虚无主义反映到文艺研究领域，就是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艺史，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革命文艺史。比如，有的认为，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反封建等于反革命，所以作家们便由启蒙者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一耸人听闻的立论，显然是经不住事实的检验的。它不能解释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怎么会成为那么多追求民主的文艺青年向往的圣地，怎么能够让工农兵大众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革命文艺的主人公，怎么能够开创人民文艺的新纪元，怎么能够调动起“浩浩荡荡”和“千千万万”，最终掌握整个中国。事实上，随着“三三制”及“保障人权”等各项制度的落实，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不但经济上、政治上是民主的，文化上也是民主的。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从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中来，又到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中去的产物，集中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智慧和意志的产物。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深入考察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实践之后，曾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把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人民政权说成是一个“偏安的封建小朝廷”，丝毫无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形象，而只能暴露论者的刻薄偏见。 再如所谓“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其实，这并非“重写”论者的发明，而是拾取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牙慧。必须肯定，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而，在这些“重写”论者那里，“重写文学史”并非一个严肃的科学命题。在他们看来，“构建”在“社会历史”基础上的文学史是“非文学史”，必须“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综观现代作家，大概没有一个是桃花源中人。既然如此，文艺的发展怎么能够脱离社会历史呢？“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五四以来的最大世情，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离开这一中国现代史的本质方面，一切文艺的发展变化都会变得不可理喻。比如，陈独秀为什么会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李大钊为什么要“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左翼文艺阵营为什么要发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五四运动之前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后期文明戏等等为什么会衰亡，赣南的山歌为什么在1927—1937年间如火如荼，延安的秧歌剧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繁荣，所有这些文意的变化、文体的兴废，离开革命史能够说得清么？客观事实是，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史的发展与革命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革命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催生新的文艺内容和形式，新的文艺内容和形式又反过来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把左翼文艺称为革命的“一翼”，毛泽东把革命文艺看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对于党和人民来说，革命文学史的教育与革命史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这里没有任何矫情、亏理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唐弢、王瑶、刘绶松等编写的几部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基本上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原则，基本上实现了历史与艺术的统一。今天的学者重写文学史，应当在继承前辈宝贵遗产的基础上，把他们遗漏的方面弥补上，把他们失误的方面纠正过来，把他们未及深化的方面深入下去。如果全盘否定前辈的研究成果，甚至把他们坚持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也一起否定，就不仅否定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也否定了中国革命史。而由否定之火生成的灰烬拼凑起来的文学史，才是地地道道的“非文学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