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今史学家中，善用多种史料著书而取得显著成绩者，代有其人，古人如司马光，近人如陈垣、陈寅恪等。以下就陈垣、陈寅恪二人在研究中运用多种史料的情况稍做一些具体的介绍。 陈垣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他一再强调，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常以“竭泽而渔”作比喻。他说：南方人在池塘中养渔种，鱼长大后，将水放出，逐条取鱼，一条不漏。他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所用材料以诗文集和金石录为主，其中元、明人文集约百种。除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更广泛地利用了韵书、画谱、书法、进士录等，搜罗史料的详备程度堪称做到了“竭泽而渔”。他在采用史料时，十分重视文集，这是他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点。他研究元史，既肯定了《元史》的价值，认为它保存了许多原来的材料；又广泛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 陈垣一生重点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宗教和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的盛衰变化情况，而不谈教义。因此，他研究宗教史，不仅利用教会典籍，而且利用教外典籍。他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中，列举了必须参阅教外典籍的6条理由：可补教史之不足；可正教史之偶误；可与教史相参证；可见疑忌者之心理；反对口中可得反证；旁观议论可察人言。陈寅恪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欣赏，于1934年4月6日致函陈垣，说：“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尠矣)。今公此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鍼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 另一方面，陈垣又利用宗教典籍，研究世俗历史。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礙难通之史蹟。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例如，他指出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可考前凉张氏始终用晋年号，“不独始称西晋憨帝建兴年号，其末仍用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又如，他指出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可考《世说新语》所关涉的晋僧。《世说新语》中涉及晋僧几二十人，此二十人中，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 陈垣还开拓了以释家语录考史这一新园地。他说：“夫语录特释家言耳，史家向不措意，安知其有裨史乘也。”《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初引语录入史，随后又有《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二文问世。他利用《憨璞语录》、《玉林语录》等语录，考证顺治出家问题，得出结论：“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后期的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引用语录尤多。 陈垣虽然广泛采用各种类型的私家记载，但他对于官方文书也很重视。他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时，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材料。清代学者以《元史》成书仓促，讥为疏略，但关于也里可温在元朝的真相，竟赖《元史》以传。“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末始不由于草率之间悉本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这就充分肯定了《元史》的价值，而不是像清代学者那样只看到它的缺失。陈垣考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史，多参考清廷档案。他还在讲课时特别向学生指出清初诸帝的硃批谕旨的史料价值，强调不仅《东华录》望尘莫及，就是当时实录的有关段落也是由《硃批谕旨》中得来的。(57)他在写给他儿子陈乐素的一封信中说：“凡研究唐宋以后史者，除正史外，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能有本事注者更佳，可以观其引用何书，而知正史之外，诗文笔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可见，他对官书与私记都是重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