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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内藤湖南发现唐宋之间的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变革：史学风尚由推崇客观精神转为注重主体意识，并由此引发了史书编纂由崇尚赅博到注重深识、史文义法由崇尚骈文到注重古文、史料处理由崇尚照录到注重别裁、史学批评由左道末流到蔚然成风、史书注疏由忠实原著到借题发挥等一系列变化。伴随史学精神的变迁，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呈现多元化、学理化、体制化的特点。唐初史馆实行的众人分纂法造成了“传统史法”弱化，“一家著述”消退，史家主体意识沉沦。宋代虽一度出现“传统史法”复归的现象，但终究未能阻遏史学变迁大势，反映出这一趋势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逆转性。内藤湖南在阐发“唐宋史学变革”说时以“会通”为理念，以“明变”为旨趣，运用联系的方法，从经典史籍、关键史家着手，采用不拘学理的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活动视为史学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 键 词：内藤湖南/唐宋之间/史学变革 作者简介：单磊，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会通”和“明变”是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治史的鲜明特征。在历史层面，他以恢宏的视野和统摄性的语言提出了“唐宋变革”说，展现了唐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在史学层面，他以中国史学思想变迁之大势为线索提出了“唐宋史学变革”说，透视出唐宋之间史学精神和史学现象的显著变化。 “唐宋史学变革”说的问题意识比较明晰。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史学在唐宋之间发生了断裂性变迁，并最终完成了从“中世史学”到“近世史学”的转型：早在六朝末至唐中叶这一“中国文化的过渡期”①内，史学就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之而后的“唐宋之间是中国史学大变化的时期”②，“《旧唐书》《新唐书》之间是史书编纂法上出现大变迁的时代”③，也是中国史学“从古代进入近代的分界”④。 唐宋之间的中国史学经历着由“中世史学”到“近世史学”的新陈代谢，突出地表现为“旧史学”的衰落和“新史学”的崛起。新、旧“唐书”的命运沉浮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在这一革故鼎新的历史进程中，处于革新时代的《新唐书》所代表的“新史学”虽屡受讥责，但却以新生事物顽强的生命力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最终被后世认同和接受；而《旧唐书》所代表的“旧史学”尽管广受同情，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新、旧“唐书”的优劣得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史家们激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反映出这一时期史家自我反省的自觉性和史学除旧布新的迫切性。 史学变迁是一种比较舒缓的学术变迁，远不如政权更迭那么明朗。深入内藤湖南的史学史叙述语境，不难发现，“唐宋史学变革”说的时间域并不十分明确，大略而言，以政权更迭而论，是自五代石晋主政中原起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止的百余年(约936年～1041年)；以成形史书而论，是《旧唐书》至《新唐书》之间的百余年(约945年～1060年)。他惯用的“唐宋之间”不同于“唐宋之际”，而应理解为“唐宋时期”甚至还可更加泛化，这与他注重于问题意识而不拘泥于时空界限的研究特点相契合。 “唐宋史学变革”说是内藤湖南力图建构的中国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唐宋变革”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唐宋变革”说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引起较大反响不同的是，“唐宋史学变革”说在史学史研究领域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该命题的思想内涵未能得到深入阐释和批判吸收，中国学者的史学史叙述尤其是史学思想史叙述仍然难脱“要籍解题”式⑤的窠臼。本文循其思路，拟从唐宋时期史学精神和史学现象的变迁出发对该命题进行一番阐幽表微，以期揭橥其思想内涵，并就“内藤史学”的方法论特点展开讨论，偏颇失察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