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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间的史学处在崇尚“一家著述”的时期，史家往往为总括编纂主旨而撰写体现“一贯精神”的修史义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序传》)，且多能使这种修史义例得以贯彻全书。但到了唐代，修史义例流于程式化，且难以被高效贯彻。内藤湖南意识到，唐初史馆修史，“由于是众人分纂，所以没有一贯的主张和方针，导致众说纷纭的弊害”，“这就有必要机械地约束众多的作者，因此当时的学者敬播、令狐德棻等就制定了义例”；虽然集体修史制订义例有首创之功，分纂者也被要求遵守义例，但是“很难通盘贯彻编纂的主旨精神”，只能沦为“对义例的机械应用，丧失了以往那种自《太史公自序》以后所形成的，按照自序体例进行记载的生动写作方针”；“传统史法”的消亡导致史学精神的失落，“司马迁以来那种已经成为历代史书主旨的，即史书乃一家之言的精神完全泯灭了。因此，从那以后，史书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编纂物，变得难以称为著述了”(51)。“一家著述”精神的沉沦给唐代史学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官修史书多成机械编纂物，《晋书》被斥为“治史堕落的开始”(52)。 修史义法的有效贯彻是集体修史成为“一家著述”的必要条件。唐初史馆中尚能延揽令狐德棻、孔颖达、颜师古这样的史学专家，修史义法庶几得以有效贯彻；之后编纂队伍鱼龙混杂，不通史学的政客身居监修显位，不少“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博雅深识之士个性遭到压抑，修史义法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刘知幾在史馆分纂鼎盛之时因馆局纂修之弊愤而辞职，退著《史通》之时申明义例，表达了自觉继承“传统史法”、立志成就“一家著述”的思想倾向。这是一位以敏锐的眼光触探到史学发展内在逻辑的良史的愿望，反映出有识史家对史馆分纂法压抑个性的不满和对“一家著述”的渴求。 众人分纂难以产生传世名作，根源在于其不符合学术创造的规律。古今中外，经典史书多为独著，集体所修史书鲜有值得称道者，因为史书纂修和史学研究是个性化很强的活动，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往往源于优秀史家内心深处的独立思考，“是学者个体的心灵体验……古往今来，任何学术名作，都有着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有着对历史内在精神的天才猜测，而这些是集体编书无论如何无法达到的”(53)。 我们理当承认，众人分纂法不会产生体现浓郁的个人情趣和深刻的独创思想的史著，但若认为多人合著绝无可能产生传世名作，似乎过于武断。集体修史并非一无是处，而是社会和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杜维运清醒地认识到：“时代演进，史料愈积，完全由一人写史的时代，逐渐进至集体写史的时代。这是中外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趋势。”(54)个人的时间、精力、才能是有限的，而随着时代演进，史料日益增加，史学的内涵愈加丰富，以一己之力应对困局显得捉襟见肘，集体修史成为不二法门，此乃自然之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对此，我们不应通盘否定或回避，若能处理得当，集体修史也有可能产生传世名作。“唐宋史学变革”以来的史学发展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步入“近世”以来，平民化趋势加剧，科举制趋于完善，阶层之间和地域之间的流动率大为提高，这引发了学术上的重大变迁——血缘性色彩淡化，学缘性、地缘性色彩增强，学术的血统性特征逐渐向学统性特征演变(55)。 学术统系的变迁引发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史书纂修者“志同道合”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多位优秀史家在同一修史义法统摄下协力完成优秀史著成为可能。《资治通鉴》就是经典案例。《通鉴》既非家学成果，又非出自一人之手，但依然成为传世名作，堪称体现“一贯精神”的“一家著述”。这里有两大原因：一是用人得当，核心编纂成员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皆一时之选；二是拥有一套一以贯之的修史义法且得到很好的贯彻。两大因素相辅相成：良好的史学素养使得各分纂成员都能默识、领悟这套义法的精髓，并据之将各自的专业优势和主体创造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统一的修史义法及对之有效贯彻，使得总裁官司马光统摄全局、融会贯通的大手笔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虽历经百年、集众人之力完成，却为后世津津乐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核心人物万斯同的史学精神得到了认同和弘扬，他所树立的修史义法得以付诸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