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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处理由崇尚照录到注重别裁 汉唐之间史书多照录原材料，《史记》《汉书》莫不如此，其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稀缺，更在于这一时期以实录为贵的史学精神。随着社会和史学的发展，史料越来越丰富，有识史家逐渐意识到照录原材料的弊端，转而寻求删繁就简之道。范晔率先做出尝试，《后汉书》多别裁而少照录，因而比同时代成书却仍沿旧例大量照录原材料的《宋书》要简约得多。 唐宋史家显然认识到由照录到别裁的优点，纷纷改弦更张。在内藤湖南看来，唐初《晋书》《南史》《北史》等在删繁就简上迈出可贵的一步，但精神自觉尚显不足；五代时《旧唐书》对奏牍案簿多照录而少别裁，实在是“史家的堕落”；到了宋中叶《新唐书》纂修时，别出心裁的倾向已经十分强烈，在既定的史学精神指导下，尽量“避免照录奏牍案簿，而是用心隐括材料进行写作”，这种史料处理方式有文省事增、言简意赅之优，“具有正史编纂上划时代的意义”(27)。 新、旧“唐书”成书之间，史家在史料处理上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反映和适应了唐宋之间史学精神的转向。内藤湖南认为，注重照录的《旧唐书》“毕竟是依据了唐初的那种历史编纂法理论而成书的，而不是唐中叶兴起之古文与古书相关联的新型理论的代表作”；而崇尚别裁的《新唐书》与之大相径庭，将原本用骈文撰写的诏、令、表、奏等几乎都重新用古文表述。既然要简写、重写或改写，就不得不注重别裁，以至有唐一代近三百年列朝本纪竟然不照录任何诏敕，“甚至将他人的文章全部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改写……就连书中所载诏令、奏议的骈文体也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种处理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主张，有着与以往史书完全不同的创新”(28)。 ——史学批评由左道末流到蔚然成风 史学批评既是史学理论深化的产物，又是史家主体意识觉醒和史学独立意识萌动的反映。当史家开始对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自觉认识和理性反省的时候，史学批评的意义就愈加非凡了。 唐之前虽有一些史学批评活动，也出现了《文心雕龙·史传》这样的史评作品，但史学批评始终处于边缘性地位，只能依附于其他史学形式而存在，成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始终告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中叶《史通》的出现。 作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史学批评专著，《史通》的出现为史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史学批评逐渐摆脱了对其他史学形式的附庸地位，也不必像其他史学形式那样只能展开十分有限的史学批评，而是可以针对史学风气、史学作品、史学现象、历史学家展开深入而系统的史学批评。由是，唐中叶后史学批评逐渐兴盛起来。刘知幾的儿子刘继承乃父事业撰有《史例》。《新唐书·艺文志》设立“文史部”展开史学批评，连作为类书的《册府元龟》都在“国史部”中设立了“选任”“采撰”“论议”“记注”“疏缪”“非才”等条目展开史学批评，之后又出现了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郑樵的《通志·总序》等。内藤湖南注意到，唐中叶前，史注极少有史学批评的内容，但中叶后，史注竞相展开史学批评，晚唐司马贞为《史记》所作索隐由于深受此风影响“多少有了史学批评精神的倾向”(29)，这比唐初颜师古《汉书》注的史学批评意识要强很多。史学批评的兴盛直接反映出唐宋之间学术风向由崇尚客观精神到注重主体意识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