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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制化 体制化是“唐宋史学变革”最核心的特征。 “唐宋变革”对“唐宋史学变革”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制度变迁引发了以“设馆修史”为标志的史学体制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是“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权力向君主独裁的一元集权政治的转型期”，“作为家学修史的国家事业化的情况，完全是与门阀贵族制向官僚贵族制的推移的过程相互对应的”(61)。在内藤湖南看来，在贵族政治向君主专制政治的权力演进中，史学发生了“颇为耐人寻味的变化”：在唐及以前的贵族政治时代，史官世守史职，身份独立，可以自由记史；在“唐宋变革”之后的君主专制时代，史学“逐渐衰败”，“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了”(62)；“由于天子的生活已经从中世贵族的生活转变为了新型的独裁君主生活”，原本在贵族政治时代表现为“将诏敕、奏议等朝廷应用文章也都进行为仪式的、艺术的修饰”的辞学，在君主专制时代演变为“较外形更加重视内涵鉴戒意义”(63)的帝王学，资鉴类史书获得长足发展，史学的资鉴意识更加浓烈。 史学体制化给史学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一，史馆修史制度僵化。曾入馆阁修史的刘知幾描述唐代史馆修史百弊丛生：监修者寡识短见，多为“饱食安步，坐啸画诺”的“恩幸贵臣，凡庸贱品”；史官选拔机制僵化，“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庸腐史官久居任上，无所作为，“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史馆成为“养拙”“藏愚”之所，沦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64)。内藤湖南也认识到，“史馆掌修史，宰相成为监修国史，史官多取在著作以外的其他官员，秘书省的著作局成为了虚设机构”(65)，监修官往往不是专业史学人才，而是位高权重的宰相；由是，修史沦为一项体制化的事务，独立性和神圣性荡然无存；史馆修史制度僵化直接导致史书纂修方法僵化，《史记》树立的那种“对当时事情予以表里之正确表达的方法已经丧失，单纯依据官府日常记录进行史书编纂的方法逐渐形成，而且若非特别出色的史家已经很难摆脱这种束缚了”(66)。 第二，“可信史料之形成”失去了制度保障。起居注的变化是唐宋之间史学体制化的缩影。起居注本是直录天子言行并可陟罚臧否的第一手史料。直到唐中叶，史官仍能延续这种“自由记事风气”(67)，但到了宋代，起居注编好后要先呈天子过目才可送交史官。那种认为“宋代君主仁慈，放任史学家，史学家可以任意写史，无所顾忌”(68)的观点是不准确的，高估了宋代史家的自由度。这种史学制度上的变迁与政治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乃大势所趋，绝非天子的所谓“仁慈”能够逆转。贵族政治时代，史官拥有相对自主的史权，起居注得以较为独立而完整地记录下来；而君主专制时代，天子权力膨胀，起居注只能记录天子善行而难以记录恶行。因而，内藤湖南认为，仅就史料形成而言，唐宋之间的权力演进导致“史学的自然发展情况是至宋而止了”(69)。 第三，史权沦为君权的附庸。上古时期，史权本是一支可与君权相埒并对君权有所约束甚至是比君权更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的重要力量，史官世守其职，身份相对独立，得以行使“君举必书”“彰善瘅恶”之史权。柳诒徵曾说：“古史之职，以书谏王，其源甚古，不必始于周代。其原则实在天子不得为非一语。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其祸至烈。而吾族圣哲深虑预防之思想，乃以典礼史书，限制君权；其有失常，必补察之，勿使过度……夫自天子失度，史可据法以相绳，则冢宰以降，孰敢纵恣。史权之高于一切，关键在此。”(70)此论不免陈义过高，却道出了早期史官权力之大的事实。中世以降，史权逐渐衰落，独立性大大弱化。内藤湖南注意到，唐时史官沦为天子的跟班，修史须奉天子之命，这就“开启了按天子指示编纂史书之恶例”(71)，甚至出现了天子亲自撰写史书论赞的荒唐现象；伴随“唐宋变革”，入宋以后，君权迅速膨胀，史权急遽式微，史官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只能唯天子马首是瞻。史权最终沦落为君权的陪衬物，“史学成为了权力者摆布的对象”(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