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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宋之间史学精神的变迁及影响 汉唐之间(“上古”后期和“中世”前期)约八百年的史学形态应当划归同一“稳定板块”，以叙事史学为大宗，崇尚赅博、实录。宋中叶至清初(“近世”前期)约六百年的史学形态也应当划归同一“稳定板块”，以义理史学为大宗，崇尚深识、褒贬。唐中叶至宋中叶(“中世”向“近世”过渡期)约三百年的史学形态处于承前启后的“过渡板块”。“稳定板块”以静态为主、动态为辅；“过渡板块”则以动态为主、静态为辅⑥。细读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可以隐约感受到其“唐宋史学变革”说正是基于前后两个较为稳定的史学系统而言的。 当叙述完某种史学现象的变化后，内藤湖南通常会强调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某种史学精神的变迁引发的。他所谓的“史学精神”，实际上就是由某种符合史学发展内在理路的规律所支配的史学风尚。史学精神的变迁既是“唐宋史学变革”的外在表现，又是引发各种史学现象变化的内在动因。那么，唐宋之间的史学精神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又是怎样引发了诸种史学现象的变化? 1.由推崇客观精神到注重主体意识 以“唐宋史学变革”为界线，前后两个时期的史学精神迥然有异。笼统地讲，之前的史学精神以客观性为主要特征，崇尚如实叙述历史；之后的史学精神以主观性为主要特征，注重弘扬主体意识。具体言之，史学形态由汉学向宋学转变，史学范式由叙事史学向义理史学转变，史学风格由崇尚蓄积力的“学殖”向注重创造力的“创才”⑦转变，治史旨趣由博学多闻、据事直书向删繁就简、师心自用转变，史学方法由“我注六经”向“六经注我”⑧转变，历史学家由多元主义的“狐狸”向一元主义的“刺猬”⑨转变，写史笔法由以第三人称口吻阐述“他者”向以第一人称口吻表达“自我”转变。 唐中叶以前的史学并非不顾主体意识，只是叙事史学范式下的史家主体意识较弱，而且反映历史理性(“真”)的实录与反映道德理性(“善”)的公正往往被冶于一炉，突出地表现为以微言行大义、寓论断于叙事。这一时期，衡量史家品行和才干的准绳就是能否秉笔直书。董狐以“书法不隐”被视作“古之良史”⑩，司马迁以“文直”“事核”“实录”被誉为“有良史之材”(11)，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 董狐、司马迁沿着周、孔道统建立起来的史学秩序长期以来被奉若圭臬。到了唐宋之间，整个时代的学术趣味都在发生变化，学者的主体意识在饱尝压抑之苦后骤然觉醒。这里拿与史学联系较密切的经学、文学为例来说明。经学家由原先的“疏不破注”到“怀疑旧有注疏”，再到“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最后到“建立一家之言”(12)；文章家作文普遍有“力求使文章具有个性的倾向，即便记述他人之事，也争取写出那人的个性来”(13)，诗人作诗也讲究“体格性分之殊”，由“以丰神情韵擅长”转变为“以筋骨思理见胜”(14)。 伴随着整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转向，史学精神的转变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唐中叶前“博采”“切直”“实录”等传统，是史学之主流，是修史的基本要求。章学诚曾以“议馆局纂修”之“史法”与“议一家著述”之“史意”的不同来辨明自己与刘知幾治史风格的殊异(15)，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中叶重视史书编纂形式而轻忽史学内在精神的倾向。刘知幾尚且如此，其他史家的情况可想而知。唐中叶后，史学风尚逐渐发生转向。到了宋代，史学家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勤于掇拾而短于推论”，而是“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几”(16)。《新五代史》以“褒贬义例，仰师《春秋》”为宗旨，“巧妙地将《史记》文章与《春秋》笔法相结合”(17)，表现出与《旧五代史》截然不同的风格，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史学精神变迁对史学现象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下具体阐述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