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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③④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178、158、156页。 ⑤简单地说，“要籍解题”式史学史叙述法就是对重要史籍进行解析、评介并连缀成篇的方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等可览其概貌。在20世纪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之际，“要籍解题”式叙述法具有必要性和进步性，随着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建设的完善，这一叙述法的缺陷暴露出来，有识者开始探寻新的出路。详参张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⑥这些认识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导师罗炳良先生授课中得到的启迪；认识似乎不尽一致，误解偏失之处由本人负责。史学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任何粗线条的勾勒都绝非无懈可击，本文的史学史分期只是概略性的。 ⑦内藤湖南认为，“上古”是“尚创才之世”，“中世”则为“珍惜学殖价值的时代”；唐宋之间学术精神复归为宗尚“创才”，明清又转为推重“学殖”；学术变迁“有若一往一来”，但前后不同时期“创才”与“学殖”的意涵不尽相同。内藤湖南：《泪珠唾珠·缁心录》，《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359页；转引自高木智见：《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⑧陆九渊：《象山语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⑨“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狐狸“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而刺猬“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以塞亚·伯林著，彭淮栋译：《刺猬与狐狸》，《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 ⑩杨伯峻校注：《春秋左传注》第二册“宣公二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3页。 (11)《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1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页。 (13)(17)(18)(19)(20)(21)(22)(2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43、156、159、131、159、138、138、141页。 (14)钱锺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页。 (15)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家书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17页。此处“史意”与“史义”相通。 (16)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24)(25)(27)(28)(29)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43、139、153～154、151、144页。 (26)该段引文中几处“史体”翻译成“文体”似乎更为允当，因为它不是指历史编纂学范畴的史书体例，而是指历史文学范畴的史书文体或语言范式。 (30)颜师古：《汉书叙例》，《汉书》，第3页。 (31)(33)(34)(35)(36)(37)(38)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45、144、146、115、118、147、118页。 (32)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五《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括号内文字引自浦起龙的释语。 (39)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二十《忤时》，第554～555页。 (40)焦竑：《澹园集》卷四《论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20页。 (41)钱大昕：《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卷三八《万先生斯同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4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申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3页。 (4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59页。此处，内藤湖南的认识不太准确。《新唐书》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纂修的史书，除宋祁、欧阳修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修史的还有范镇、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等。焦竑曾以“一班固也，于《汉书》则工，于《白虎通》则拙；一欧阳修也，于《新唐书》则劣，于《五代史》则优”(《澹园集》卷四《论史》，第20页)为由表达对众人分纂法的不满，也说明了《新唐书》是假众人之手而成的。不过，宋祁、欧阳修二人的确发挥着主要作用。 (44)(45)(46)(48)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56、178、199、116页。 (4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49)我的这些认识并非低估家学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贡献和价值，更非质疑或贬低家学素养较高的学者，只是将家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来就事论事，就事论理。 (50)(51)(52)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16、117、116页。 (53)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22页。 (54)杜维运：《集体写史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55)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中国学术有重家学渊源和师承源流的特点，其中，家学渊源就属于血缘性系统，而师承源流就属于学缘性系统。至于地缘性系统，考察一下唐宋以降以地域为纽带的学派就可一目了然。其实，血统性和学统性都应划入学统性范畴，只是唐宋以前家学地位很高，史官之职往往是世袭的，此间学统性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血统性。 (56)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二《二体》，第26页。 (57)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五《采撰》，第109页。 (58)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09页。 (59)(62)(63)(65)(66)(67)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87、148～149、159、147、121、148页。 (60)(61)谷川道雄：《〈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5、3页。 (64)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十《辨职》，第262～263页。 (68)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6页。 (69)(71)(72)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95～196、117、149页。 (70)柳诒徵：《国史要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页。 (73)谷川道雄：《〈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1、5页。 (74)高木智见：《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内藤湖南的世界》，第25页。 (7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尽心章句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3页。 (76)(77)高木智见：《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及其背景》，《内藤湖南的世界》，第27、8页。 (7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博约下》，第165页。 (79)钱锺书：《一个偏见》，《写在人生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43页。 (80)谷川道雄：《〈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6页。 (81)在“唐宋变革”说的首倡者问题上，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内藤湖南之前，南宋史家郑樵、明代史家陈邦瞻、清季民初史家夏曾佑等，都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唐宋之间的巨大变迁并提出过类似学术见解(参见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其中夏曾佑很有可能直接给予他启发(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页)。然而，“唐宋变革”说并未与郑樵等中国史家的名字紧密相连，这是值得中国史家思考的。史学若作为一门单纯的学问，当然是无国界的，但若作为一种蕴含历史文化传统的象征，则无可辩驳地打上民族的烙印。史家的民族情感是史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当然不必怀着民族主义情绪去争夺一个学术命题的“发明权”，但是对于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有责任积极抉发和弘扬。 (8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