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内藤史学”方法论的特点和意义 早在20世纪初，内藤湖南就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以口授为主。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部中国史学史专著，其《中国史学史》并非他亲自执笔而成，而是时隔多年后根据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得。仅从写作技法上看，该书难称上品：结构支离，枝蔓旁逸；概念含混，语意不明；史实不确，张冠李戴；口语化严重，文笔不够洗练。整部书逻辑性、体系性、准确性尚有许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宋史学变革”思想的阐发。尽管如此，通过细细爬梳，依然可以透视其思想的筋骨和脉络，探寻其方法论特点： 第一，以“会通”为理念，以“明变”为旨趣。“唐宋史学变革”说无疑是宏观性的史学命题，这是由内藤湖南的“会通”理念决定的，也深受他所属的京都学派治史风格的影响。“会通”不仅包括时间域的大跨度和空间域的大视野，还包括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的融会贯通。“内藤史学”最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善于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诚如谷川道雄所评价，“他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这种特点决定了他可以游刃有余地“由古到今，又从今至古双向移动”(73)。“明变”是“唐宋史学变革”说的核心旨趣。“变”是内藤湖南展开中国史学史叙述的“文眼”，这与其动态的历史观和史学观紧密相连。对“变”的敏感性驱使他就史学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思考。在他看来，史学变革不会突兀而起，必有其发生、积累、质变的迹象，因而以较浓笔墨梳理六朝末至唐中叶的史学隐动，以揭橥史学变革的线索。高木智见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内藤史学”的这一方法论特点：“从变化的视点出发，对所有对象上溯其发生阶段，及其所发生事情和时间的阐明；进而观察其后来的变化及最终衰亡的过程，认识这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对象的全局的终始本末。”(74)“会通”与“明变”是内藤湖南阐释该命题最得力的工具。通读其《中国史学史》，可以感受到中国史学的发展犹如一条奔腾的河流蜿蜒前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而他似乎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之，故而得以鸟瞰全局，在湍急之处着眼，深得“观水有术，必观其澜”(75)之要旨。 第二，紧抓体现史学精神转向的经典史籍、关键史家。内藤湖南在史籍运用上并不搜奇抉怪，所据史籍以正史等经典史籍为主，但他引述的史籍不是随意撷取的，而是那些最能反映时代风貌、最能体现变革精神的。依凭这些经过披拣的史籍，他对史学发展脉络进行了一番叙述，其中，借助对新、旧“唐书”的对照分析来展现前后两个时代的史学变迁，堪称典范。除了经典史籍，他还紧紧抓住欧阳修这一处在转折点的史家，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阐释来扣住主题。由于把准了时代脉搏，抓住了经典史籍、关键史家，那些“埋没于史料群的史料，沉浸于言论中的独创见解，在湖南的审视之下，如同露出在地表上的矿物资源那样，立即得到了开发”(76)，“唐宋史学变革”的概貌也得以勾勒。 第三，“唐宋史学变革”说有学理性不足的缺陷，反映出该命题的粗略性，这与“内藤史学”在方法论上不拘学理有关。与大多数学者“先对史料可信性进行考证，然后依据严谨考证解释个别史实”的方法不同，内藤湖南通常先“由感性出发去捕捉历史性”，着重把握整个时代的风尚而不去深究具体的史实，“不是从逻辑上，而是由敏锐的感觉上去把握、去判断其史料价值，进而由此去接近历史的世界”(77)。有着较高天分和较强天才意识的内藤湖南敢于以“高明者”自居，崇尚“独断之学”，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不是以“穷研”为手段“循度数而徐达”，而是以“慧悟”为手段“由大略而切求”(78)，故而能够见微知著，表彰因不流于俗而被时代埋没的天才史家，抉发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史学思想。不拘学理的研究方法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思维定式的羁绊，在并未对中国史学做出细致探究时便径直提出“唐宋史学变革”说。这种直击本质的认识方式拙、朴、简、捷，甚至表现为偏执一端不及其余的执拗和武断，“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得出的“偏宕之论”往往更能透彻地揭示事物的“根性”(79)。 第四，将自己的史学史研究活动视为史学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内藤湖南汉学功底深厚，长期以来对中国史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且多有创获。迥异于“要籍解题”式史学史研究方法，内藤湖南以探求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及支配它的史学规律为指归展开叙述，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史学史发展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将自己的史学史研究活动及成果也视为史学史发展的一个环节。诚如谷川道雄所言：“他是把自己也置身于中国史学史之中的……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80)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绝非镜中观花、水中望月者所能企及，这也是他能以域外学者身份就中国史学提出重大命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对中国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原初性建构，草创之功不可磨灭。“唐宋史学变革”说，正是他在对中国史学史阐幽抉微中提炼出来的蕴含逻辑性诠释和创造性发挥的史学思想史命题。这是一个颇具启发性和开放性的命题，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同时其理论性和实证性也必定有不足之处。中国史家应当予以批判地借鉴，争取写出一部更有思想的中国史学思想史著作。 值得指出的是，“唐宋史学变革”说未必就是内藤湖南首倡，更未必是他独倡。其史学功底未见得比中国史家深厚，其治史心术更未见得比中国史家端正。“会通”“明变”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史学自身蕴含着丰富而优秀的思想资源，只因在概念、范畴、表述方式上与现代史学不尽相同而常被忽视，在内藤湖南之前的中国史家提出类似见解并非绝无可能(81)。事实上，备受内藤湖南推崇的郑樵、章学诚、赵翼等古代史家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赵翼对他提出“唐宋史学变革”说的启发意义尤为重大。该命题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被赵翼论述过，不少地方即直接承袭赵翼的史学思想。因而，我们有理由提出“唐宋史学变革”说的首倡者是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发掘前贤的史学思想，还需要当代史学史研究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前贤思想予以创造性诠释。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少优秀史家因不趋俗流而沦为悲剧性人物，许多光辉的史学思想被淹没在翻滚的历史洪流之中，唯有进行一番披沙剖璞、抉奥阐幽，庶几得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史心”和“真精神”(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