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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注疏由忠实原著到借题发挥 史书注疏是对既有史书加以注释、订补、诠解的史学形式。唐代及之前的史注多做训诂字句、补充逸事的工作，以能否忠实原著作为衡量注家德行和才干的准绳。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批评那种“多引杂说，攻击本文……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30)的史注，认为“为了显示渊博而多引杂说攻击原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注并不是为了展示古人错误的体例，要在务求忠实原著”(31)。刘知幾也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不管是“因人成事”(“依文设训”)，还是“自我作故”(“另出意见”)，都难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32)。这反映出直到唐中叶，史家仍将忠实原著奉为注史圭臬。 唐宋之间，注重主体意识的新学风取代崇尚客观精神的旧学风已呈不可阻挡之势。随着史学批评的深入开展，唐中叶以后“作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依据前人之说，而是能够发表各种对所注释书籍本身的意见了”(33)。宋代史注较唐前期更是大异其趣，宋人偏好质疑原著，较唐人更注重校勘史书、评骘史事。不少史注家的主体意识较强地渗透进对原著的注解中，对《汉书》这样的经典史书也作了“既非纯粹注释，亦非纯粹评论的注释”，且多借题发挥，不乏攻讦之处；这种习气在宋中后期已蔚然成风，以至内藤湖南认为：“忠实原著作注的情况，盖终于唐代。”(34) 2.史学精神转向与“传统史法”弱化 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历史编纂学。唐宋时期，历史编纂学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纂修方法的变化。内藤湖南说：“唐以前的史书多为私人著述，是专门的学问，其中家学又是特别显著的倾向。”(35)这一认识大体符合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唐初及之前成书的正史为例，《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都可称得上私家著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父子相继才得以完成的。他对家学抱有很高的期待，认为史书本应是“作为一种家学事业的，对史法有所心得的著述”(36)，然而自唐初史馆修史“已经与一家专门之家学分离，成为了一种等同于作为工作的集体编辑文书的情况”(37)，以家学为依托开展修史活动的“传统史法的消灭意味着史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38)。 那么，内藤湖南所谓的“传统史法”是如何消亡的?与史学精神的变化有何关系? ——众人分纂：“传统史法”弱化之因 汉唐之间的正史或借特殊身份利用官方材料之便(如《史记》《汉书》)，或靠一己之力完成(如《三国志》《后汉书》)，或靠家族力量完成后被官方钦定为正史(如《南史》《北史》)，但有一个共性，即都为“一家著述”。所谓“传统史法”未必实指家学或个人修史的义法，而是指可以支撑“一家著述”的纂史旨趣和方法。 唐初史馆采用众人分纂法，试图依靠集体力量完成史书编纂的宏伟事业，最终致使“传统史法”泯灭、“一家著述”消退。刘知幾亲身体验史馆制度之苦，列举史馆修史之“五不可”，其中提到众人分纂之弊：“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39)集体修史虽始作俑于《东观汉记》，臻于极盛却是在唐代。众人分纂法给史学事业造成莫大伤害，统归起来，弊病有三：一是史馆奉天子之命，独立修史受到掣肘；二是监修官德行庸浅，史官才识良莠不齐；三是缺少统摄全书的修史义法或修史成员难以有效贯彻该义法，导致史书支离破碎。 刘知幾的认识无疑是清醒而深刻的，道出了“传统史法”泯灭的原因，因而引发了后世良史的共鸣。同样入史馆参修国史的焦竑意味深长地说：“盖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诸名山，传之百代。而欲以乌集之人，勒鸿钜之典，何以胜之?”(40)主持纂修《明史》的万斯同诟病设馆分纂：“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41)章学诚也指出，自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指归的司马迁、班固以来，“专门之史学衰”，陈寿、范晔之辈尚能“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42)。 尽管史馆分纂法在当时和后世备受诟病，然而这种修史方式还是成为通则为后世沿用。入宋以后，“传统史法”一度得以复归。《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通志》等都树立了体现“一家著述”旨趣的修史义例，并在编纂实践中自觉贯彻。在内藤湖南看来，《新唐书》《新五代史》是正史中复归“一家著述”的代表，“不仅在文字上模仿《史记》《汉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也复兴了旧风”，其中，《新唐书》虽为二人合著，但是“在各自分担的范围内都是根据一家之见的著述”(43)，而《新五代史》则完全属于“作为私人撰述的自由写作”(44)。《资治通鉴》《通志》都是追述《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体现史义的通史。前书主旨虽为帝王资鉴，但史家见解甚多，实为“撰述”而非“记注”；后书则猛烈抨击断代史“有失相因之义”，“不过是史料的整理而已，而非真正的史学”(45)，颇能体现郑樵史学思想中“通”和“独”的特点。 遗憾的是，宋代史学逆反为“一家著述”只是“传统史法”的回光返照，终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在昙花一现之后，正史编纂正式步入“衰落时期”(46)，反映出这一史学变革思潮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逆转性。梁启超曾谓，学术风尚堪比“一时的信仰”，“性质几比于宗教”，置身其中之人往往“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并非“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使然，而是“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47)。学术风尚的盛衰兴亡遵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路径，并在一明一晦中显露出升降沉浮之几。风之所趋，势不可挡。若从这个意义上审视，唐宋之间就是一个文化昂进的时代，“唐宋史学变革”是一种进步的史学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