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书编纂由崇尚赅博到注重深识 内藤湖南认为，崇尚赅博是汉唐之间史学的重要旨趣。直到宋初，史书编纂依然呈现一种“综合所有事物的态势”，突出地表现为大量类书的出现，此期类书编纂使得“汉以来流行之类聚方法在此得以集其大成”(18)。唐宋之间，学术风尚逐渐由淹博向精识转变。诚如蒙文通所言，唐人“以兼综为贵”，宋人“以深入为能”(19)。代表旧风尚的《册府元龟》与代表新风尚的《资治通鉴》的升降沉浮就说明了这一点。《资治通鉴》一反之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虽为供帝王资鉴的史书，却摒弃了《册府元龟》那种类书模式，并远宗《春秋》，变纪传为编年，行微言大义之旨，“追求《春秋》之法那样确实具有的规范、鉴戒之类的东西”(20)。与《册府元龟》述而不作相比，《资治通鉴》多发明创造，少汇聚既存材料，反映出唐宋之间由崇尚赅博到注重深识的学风转向。 ——史文义法由崇尚骈文到注重古文 南北朝盛行辞藻华丽的骈文，史书语言受其影响也多用骈文体；唐宋之间史书语言逐渐转变为古文体；到了宋中叶，史文义法焕然一新。 史文义法的变化虽有唐中叶“古文运动”推波助澜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并非全然受文学思想变迁的影响。早在纂修《梁书》《陈书》时，姚察、姚思廉父子便勇开风气之先，放弃了迄至《宋书》乃至魏徵撰写的《梁书》《陈书》总论依然沿用的骈文体，改用《史记》《汉书》那样的古文体。此时，史文义法新旧杂陈，“死的拖住活的”的现象层出不穷，但最终新的占居上风。姚氏父子最早洞悉这一变化，并积极将主体意识融入对史文义法的变革中，被内藤湖南尊称为“史学中古文复兴的鼻祖”(21)。 继姚氏父子而后的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在纂修《南史》《北史》时也变骈文为古文。其精神自觉虽较姚氏父子为弱，但他们“使用古文义法的做法，与将以往繁杂资料予以简单缩写的做法发生了合流，从而迎来了唐以后史体的一大变化”(22)，意义也不容小觑。唐中叶以后，伴随如火如荼的“古文运动”，学术上“迎来了一个革命的时代”(23)，将古文义法融入史学作品的风气更加强烈。“此风气影响于史学，又成为了兴起宋代新史体的趋势”，终于，这种“建立一家之言的写作风气，至宋代则成为了新史体诞生的起源”(24)。“出于对古文与史体关系之自觉意识而撰著”的《新唐书》因其古风浓郁，被视为“明确划分了史体时代的著作”(25)，堪称“新史学”的典范，而沿用骈文文体的《旧唐书》的做法被摒弃(26)。史文义法由骈文体变为古文体，实际上是由重形式向重内容的转变，是对史学精神变迁的适应，反映出史家追求自由表达的强烈愿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