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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搜集史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历史上的一些工具书。他很重视《册府元龟》，说：“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1942年，陈垣用《册府元龟》及《通典》补足流失八百年的《魏书》缺页，共316字，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注意，此后用《册府元龟》校史、补史者日多。 陈垣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在史料搜寻上确实是“竭泽而渔”，掌握材料的丰富，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例如，《清初僧诤记》征引书目，多到八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更多达一百七十余种。陈寅恪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称：“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但陈垣所写的文章，却从不堆砌材料。陈垣的学生刘乃和回忆说：“他(指陈垣)主张搜集材料要全，但写成文章时，不必把所得材料都放在论文里，要有选择、有重点，要使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 陈垣对于搜集史料要全面的看法，还可见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近代史时，说：“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 以下谈陈寅恪。陈寅恪治史，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他在《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中，强调扩充资料范围的重要性。“今日中外学人考证佛典虽极精密，然其搜寻资料之范围，尚多不能轶出释教法藏以外。特为扩充其研究之领域，使世之批评佛典者，所恃证据，不限于贝多真实语及其流派文籍之中，斯则不佞草此短简之微意也。”他还曾对陈述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也是他经常强调的一个原则。 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他说：“见其所注(指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宁详勿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序中又赞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喜聚异同，取材详备”。他认为：“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对于导源于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长编考异法，陈寅恪十分欣赏。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他写道：“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已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陈寅恪认为“合本子注”的方法，“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支愍度的见解，“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 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在利用私人记载这类史料时，“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尤具特色。“以诗证史”的方法不自陈氏始。前人可追溯到黄宗羲，同时代人有刘师培和邓之诚。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于抗战时期开始撰写。但陈寅恪的贡献则在于把这种方法系统化、完善化。据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姜伯勤说：“1956-1957年顷，陈寅恪先生在上“元白诗证史”第一课时，指出本课程的目的，即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以拖拉机耕田的速度，有别于老牛木犁之速度，在历史上别开生面。而开这门课即是一个练习。”陈寅恪晚年耗尽心血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据统计，共引用了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更把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其中也有不少繁琐、枝蔓的考据。 以小说证史，陈寅恪最为擅长。名篇有《读莺莺传》、《桃花源记旁证》、《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等。他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事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又说：“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