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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伟人多誉谤，对于孙中山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历史人物来说，更是如此。每每在重大纪念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指责批评的声音沉渣泛起，有批他擅权专断者，有指他空言“大炮”者，甚至有批他丧权“卖国”者，背后的相似之处，大体是将其看成“为革命而革命”，空具理想却无多少思想内涵的革命“实用主义”者。历史教科书冠以他的“革命家”或“革命先驱”的简单名号，某种程度也加深了对其“活动家”而非“思想者”的观感。不过，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除了领导革命推翻清满王朝的壮举，还在于他立足国情对中国发展道路所做的深刻思考。主要的体现，是他关于中国道路的三个重要决择。 集权和分治：国家建设的出路 满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大一统的中央权威，迅速散落成一地的“碎片”。国家应该向何处去？是武力统一还是分而治之，成为当时国人争论的焦点。美国与中国国土面积相仿，当时又是世界舞台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它的联邦体制因此颇受国人拥趸，“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许多人提出，既然国内相互征战，不如先由各省实现自治，等时机成熟，再实现省际整合，构建统一的国家。主张最力的，是湘、粤、川滇黔桂等地方势力派。当时主掌粤省的陈炯明，就因为与孙中山在此观点上的分歧，引发了著名的“炮轰总统府”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断“公案”。 孙中山对于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联省自治起于欧美国家，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搬到中国未必合适。一是美国各联邦本来是独立的，而中国历史以统一为主流，央地的统属关系比较明晰，分裂在民众心目当中往往与乱世等同，各省独立有违国民的心理习惯。二是美国联邦制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基层的自治力量强大，可以和中央一起制衡地方势力，但中国自古是中央集权，自治至多体现为县级以下的乡绅治理，如果直接以省为基础进行分治，中央很难对它进行约束。联省自治的结果，无非是从原来的一个皇帝统治变成若干的“小皇帝”统治，徒害无益。三是没有中央的强大控制力，各省军阀为自保，必然会竞相壮大军力，从而陷入“自保——强兵——赎武”的恶性循环。所以，孙中山对于陈炯明提出的“联防互保，退可据粤，进而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的设想，直言“太过单纯”：要保境，必须养兵，要养兵，又必会增加民众负担，如果每个省都这样，则国害难除了！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武力一举统一南北，彻底打破军阀割据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振兴。 对于孙中山不顾“地方民情”坚持武力讨伐的做法，至今仍有很多人指责他好专制、爱集权，甚至说他是借北伐之机以谋私利，这显然是不顾时情的妄断和臆测。从欧洲早期现代国家发展来看，建立一个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是推进民主自治体制发展的前提。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现代国家几百年发展的结果，用它们的既有成就去评判尚处于国家初创阶段的中国，认为后者应该如西方先进国家一样施行宪政民主和地方分权，实在是陷入“时代错置”的谬误，在思维上未倒好历史的“时差”。况且，孙中山并未否认地方自治的重要性。他在革命生涯早期就提出了“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的观点，只是鉴于以省为单位不合时宜，建议将自治单位放在县一级。因为在中国传统行政区划中，县一级相对比较稳定，国人对于县的认同度和亲合度比较高，进行自治能力训练也比较容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