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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日本中古史学者谷川道雄曾感慨，尽管年轻学者在历史细节的研究中已取得超过他们的成绩，但和他们这辈曾为历史分期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学者相比，年轻学者对宏观的历史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而在一个早已习惯以材料与选题为导向的研究时代，史家能否重新唤起那种久违的、对解决历史问题保有极大乐趣与信心的情感，能否在对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托历史情怀？也许，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学术“清流”能出现的原因吧。 中晚唐政治史研究在过去十多年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成为中古史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之一。这其中，包括大量中晚唐墓志在内的新出石刻资料的刊布与整理，无疑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外因。而新世纪以降，中古学界对“唐宋变革”这一命题的重新关注，以及学界自身逐渐意识到的亟待改变的重前轻后的唐史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也很大程度地激发了学者对中晚唐的重新认识和深入考察。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一些优秀学人与高水平研究的出现，以其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和高屋建瓴的研究格局，直接推动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陆扬的研究及其新进出版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次印刷）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全书分上、下两篇，除作为附录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观》为学术史评述，以及下篇中《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为针对魏晋南北朝墓志整理成果的专业书评外，主体由七篇唐史研究论文构成。其中大部分之前曾作为单篇论文刊载过，此次为集结成书，做了一定的修改扩充。另有部分文章则是作者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的重新撰写。这些文章从最初发表到此次集结成书，几近十五年，而作者对中晚唐历史的思考，时间跨度则更长。指出这一点，并非说明此书是十余年来作者所撰写唐史论文的汇集杂糅；也不仅仅表示这是作者在某个特定主题下对其以往研究进行条理整合的系统化展示；从笔者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连续而不断深化的过程，一个展现作者思考脉络的绝佳文本。因此这篇书评的目的，就是以期望对这种思考脉络的复述与评价，来重现作者心目中的中晚唐世界，同时探讨这一思考对中晚唐研究的价值及对我们的启发。 从研究范畴来说，《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以下简称《清流》）一书可以被归类于政治文化史的范畴（序论10页）。谈到“政治文化”一词，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作为作者导师的余先生在其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政治文化”所作的释义。余先生在其书的《绪说》中解释到，“政治文化”相当于英文的“political culture”，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绪说5页）。而其第二层涵义，则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绪说6页）。 和余著的研究路径相似，《清流》一书同样采取了政治史和文化史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即以政治史的视角处理权力结构及其实际运作，而以文化史的视角把握时代的种种观念和理想，但并不对后者作孤立的处理，而是把它们和实际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作观察（绪说6-7页）。《清流》一书所涉及的两大主题——制度化内廷的出现与特殊的“文”，大致也是围绕这两个视角展开，并且互有关联的。 特殊的“文”是《清流》一书中最重要的主题。“文”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群体时经常运用的一个概念，具体到唐代的研究中，一种是将“文”的概念限定在“文学”的范畴中加以讨论，比如涉及文学体裁的古文与骈文，关于文学思想的古文运动、经学复兴等。另一种则是将“文”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这在历史领域中运用得更多，有时也将其与“武”作为对举的概念。但在使用后一种“文”进行政治文化的研究时，我们对“文”的内涵则很少做分析。因而看似可以利用“文”来解释中古社会发展的很多历史现象，但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