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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碑志来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辨误、增订史实当然是出土文献最显豁的功能，比如以《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以下简称《刘辟》）一文来说，其中引用《张氏墓志》再次印证官修史书里所谓朝廷在刘辟事件中的军事胜利得益于不设监军纯属无稽之谈（85页），就属于通过出土文献订正具体史实的表现。而作者写作此文本身，也是为了以新出土的诸方墓志，来帮助澄清十多年前纯用传世文献来解读刘辟事件时一些模糊的历史环节，从而使西川事件的面相得到更丰富的展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宦官领袖》一文了，若没有近年来《梁守谦墓志》的发现，或者说，缺乏这类碑志文献，仅凭正史或私人撰作中的记载，显然是无法勾勒梁守谦与刘弘规这两位宦官领袖的生平轨迹的。 不过作者处理墓志的能力与对墓志价值的理解，并不仅限于上述补史的史料分析层面上。《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虽然是有关魏晋南北朝墓志整理成果的书评，其实也是一篇系统探讨中古墓志价值与指导墓志运用的方法论层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就指出，墓志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独特生命的文本，并不天生是证成某种已有假说的证据资料，即便它具有补史证史的实证价值，史家在面对它们时，也必须首先以一般文本理论来进行考察。诸如墓志语言的特性、体例、文本结构，及其作为一种书写方式本身的演变；进而包括作者的创作语境、读者的接受背景，相关阶层的政治心态、价值取向；等等。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深入墓志之中，去窥测其中所隐藏的生命律动。否则不仅实证研究很可能显得薄弱苍白，也无法真正体现出墓志资料丰富多元的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清流》一书是如何展现作者上述认识的。比如就墓志语言特色来说，通过对《刘辟》一文中《韦羽墓志》用典的解读（79-80页），与《上官婉儿》一文中《婉儿墓志》排比句式的讨论（269页），作者在释出墓志所想传达的志主在深陷浊乱的困境下，选择自裁以明心志的意旨的同时，又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巧妙地指出墓志所真正掩盖的志主的无奈或老道的处世立场。可见，墓志的用典与语言风格哪怕在我们利用墓志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有相当丰富的意蕴的。又如就体例而言，作者在《刘辟》一文中对《薛丹墓志》的分析，特意指出此方墓志为自撰墓志，并将其放在唐代自撰墓志的整体中进行考察，不仅更为深刻地表现了薛丹本人的性格特征，也揭示了一个类似薛丹的重要的中晚唐新型文人群体的面相。 文笔平庸的上官婉儿墓志，虽在具体的史实层面提供不了太多有效的信息，但在与其他相关撰述的反差对比中，我们可捕捉到墓志撰作的用意及其时复杂微妙的政治背景，反倒有助于理解当时紧张的政治情势。梁守谦、刘弘规二位的墓志与其功德铭及神道碑均有保留，虽然在史实信息与撰作主旨上，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但受体例与功能的制约，不同类型的碑志史料在行文风格与侧重点上仍旧会有不同表现。并且，尽管主旨一致，但撰作者身份的不同，仍可让人在体会这两位宦官领袖性格特征的同时，觉察出他们在当时朝野与舆论中的地位与形象。比如刘弘规的神道碑是由李德裕这位个性孤傲的词臣领袖为其撰作（89-90页）；而梁守谦在选择功德铭的撰写者时，只是让其副手杨承和撰写，与先时权宦吐突承璀要求翰林学士李绛撰写圣德碑而遭拒显得截然不同（140页）。上文有关《词臣》墓志的讨论，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墓志研究的多重视角。 总之，将墓志视为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史学研究对象，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清流》一书所阐发的对墓志资料价值的重新理解，以及其在实际研究中展现出的灵活多变的使用与理解能力，大大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框架与范畴。不仅是传统上对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变得更为丰满，也开启了对政治心态及更广泛意义上政治文化氛围的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