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流》一书中所指的“文”有具体的所指，它是一种特定的文学观，并由这种文学观指导了一种特定的文学实践。这种文学观有别于我们今天对中古文学作品的评价，而是认为，评鉴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或文学的价值，必须要与“治术”结合在一起（290页）。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好的文字必须具有“体国经野”的政治功能，而优秀的文字工作者就是要运用“文”的手段、或发挥他“文”的才华，对实际的政治运作发挥作用并产生影响。而实现这种最高的政治目标的文字就是在充分了知政治形势下，通过文字恰如其分地实现政治的沟通，维系政治的平衡或瓦解政治危机。 有关这种文学观产生的过程，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但据作者的分析来看，皇权的出现应是推动这一文学观产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一文学观大约在武后、玄宗时代初露端倪，是武后创建新文治模式的重要手段，从这时起，文字的政治功用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已经为政治精英所清楚认识了。 那么，这种文字是以何种文学体裁表现出来，书写这种文字的又是哪些人呢？作者指出，这种文学体裁就是以“诏书”为代表的各类表状笺启类应用文，它是中晚唐文学精英最在意、也是其眼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类文字。而撰作这类文字的代表人物就是拥有草诏权的“词臣”。《清流》一书中有三篇文章——《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以下简称《上官婉儿》）、《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下简称《词臣》）及《冯道的生涯》就是专门研究唐五代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词臣的。 《词臣》一文是通过六方不同时期的词臣墓志，勾勒词臣这一群体从武后时代到五代初期的发展脉络。其中可看出词臣地位的逐渐上升，其在内外廷体系中职务转迁的逐步制度化，以及其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日益增加。此文同时也是一篇对此时代词臣墓志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作者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词臣墓志的两个特点：撰写详细，书写质量较高。因为这类墓志大都由同时代的著名文臣撰写，撰写者对志主多半有很强的理解，在写作时往往也会将自身的角色认同代入到写作对象中（284页）。接着，通过六则不同时期的案例，作者展现了词臣墓志在书写过程中的一些变化，比如对词臣意义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何时出现、其是如何成为评价词臣的固定模式的（289页）。再进一步，作者也分析了词臣墓志撰者的写作心态与他们试图传达给心目中读者的究竟是何种意旨（299页）。而通过这类书写，一种怎样的舆论正在形成（288页），它是如何引起人们政治心态变化、并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文化的。现代读者在阅读这类文字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有没有忽视其中的微妙意旨或造成误解，等等。 可见，作者不仅创造性地首次指出，文字书写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其所具有的影响唐王朝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还通过他对史料书写意义的重新阐发与实践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书写对唐史研究的重要影响。 至于选择上官婉儿和冯道这两位引起古今中外史家反复争论、定评不一的历史人物来进行重新研究，则并不是作者想在原有的阐释框架下再去为两者的身份或名声进行辩护，而是要重新树立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是以唐五代当时人的政治文化理念、而不是后来者的理念为依据的。作者指出，只有将上官婉儿与冯道置于上述所说的这一特殊的“文”与政治的关系中，对两者的评价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婉儿和冯道正是他们那个时代上述这种“文学观”最典型的实践者，以及唐五代政治文学精英眼中的楷模，这才是作者重新关注上官婉儿与冯道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