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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新文化史的浪潮在欧洲中世纪史及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流风所及中国史领域则是更晚一些的事情，且较多地还是集中在档案文献丰富的明清、民国史研究中。不惟受文献资料的局限使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很难像他们的欧洲史同行一样，施展新文化史的拳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中、日学界，传统深厚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经历“文革”和历史分期论的争论后，此时也才刚刚各安其位或谋求更为深入的发展，更遑论应对西方新文化史的冲击了。所以当世纪之交，国内学界初次接触作者那带有新文化史意味的中古史论文时，即便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学人，恐怕在当时也都多少带有些惊异的心情。 不过在有一点上，作者与国内中古史学界的研究方式还是颇为相似的，那就是在国内最为特出、并与政治史最为密切的制度史领域，《清流》一书不仅表现得毫不逊色，甚至体现了更为扎实的功力和独具慧眼的洞见，我们可以试举几例：比如作者在《刘辟》一文中曾经说到，“阅读唐代墓志等资料所获印象，从京兆府法曹调授，上县县令似为主要的升迁去处之一”（77页）。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中讨论柳璨的转迁，说“他从光化二年登第到天祐元年正月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入相，前后不过四年多，升迁之速，可以说是自李训以来所仅见，完全不合朝廷规则”（216页）。这些俯拾即是的论述背景，若没有广泛的史料阅读量和对中古历史的贯通认识是很难得出的。若认真铺陈开来，其实均可以成为有发见的制度史研究。 最后我想谈谈作者为什么要写《清流》一书。在这里，我想提请大家关注《清流》一书的《序论》。和国内相关论著的序论有所不同，在这篇长序中，作者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其研究内容，还非常具体地将其自身研究的心路历程坦诚地描述出来。追寻作者的研究心路，我们发现，尽管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有所调整和完善，但作者的研究兴趣和目的几十年来几乎从未改变：追问唐宋间政治和社会精英所经历的真正的变化。这也正是为何收入《清流》一书中的诸篇论文，尽管有些写作年代彼此间隔有十几年，但全部集中在中晚唐五代，且文章之间的关联性一目了然。 在笔者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家，除了其研究内容要精彩、方法要多样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且这个问题应尽量是一个较为宏大的带有人文关怀的问题。这个问题作者未必要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必须坦诚于自己的内心。这其实也是一个涉及史家责任感的话题。已故的日本中古史学者谷川道雄，曾在论及他们这辈与更年轻的日本学者时感慨道，尽管年轻学者在历史细节的研究中业已取得了超越前辈的成绩，但和他们这辈曾为历史分期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学者相比，年轻学者对宏观的历史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的感伤之情并不来自学界讨论的焦点已从他们这辈学者关心的话题上发生了转移，而是在于，对于他们这辈经历过二战的学者来说，在中国历史分期论话题争论的背后，隐含着他们对同处东亚世界的日本历史、日本国家性质的认识，以及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心。而这种史家的责任与关心在年轻一辈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而在一个早已习惯以材料与课题为导向的研究时代，史家能否重新唤起那种久违的、对解决历史问题保有极大乐趣与信心的情感；能否在对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托历史情怀；也许，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学术“清流”能出现的原因吧。 （作者为中西书局副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