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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主要就作者的墓志运用情况谈了一些大体的看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无意过度拔高墓志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从《清流》一书来看，其立论基础还是更为系统的传世史料，作者的绝大多数观点也都形成于墓志的刊布与整理成果还未如此丰富的十几年前。事实上，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墓志资料的使用特点，同样适用于传世文献的研究。 比如对西川和浙西事件的解读，就是作者基于传世文献中的矛盾，包括此前未受关注的符载等人的文字，加以重新勾画的。而十几年后出土的多方相关墓志，并未推翻、甚至基本完全印证了作者之前的解释和判断。另外，这篇几乎纯用传世文献所作的研究《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实也是一篇关于政治心态研究的著作，尽管它讨论的话题还是传统的朝藩关系。这篇文章揭示了政治认知的不对等是如何导致朝藩双方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冲突，唐代政治舆论对皇权建设的不可轻视的作用，以及政治原则的突变对当事者与后来者价值观所造成的紊乱。这些层面都是以往我们在藩镇和朝廷关系的研究中从未考虑的。但恰恰又由于缺乏这样的视角，并且囿于固有的朝藩对峙的政治思维，使我们错过了理解某些重要历史现象的可能。 再比如，和薛丹的自撰墓志展现出这类文人特殊的内心世界一样，传世的《长乐老自叙》也是一篇体现撰作者冯道刻意营造自身形象与反映其自我认同的类似自撰墓志的文字。而相较文笔草率的上官婉儿墓志，由张说撰写的《上官昭容集序》其实更值得关注，因为张说将自身词臣身份的角色想象及“文”的理念，与对上官婉儿的政治定位联系在一起，从而帮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上官婉儿的地位及对唐代历史的影响。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篇序言的修辞手段与唐代其他著名词臣文集序言的相似性（274页）。其他方面，包括作者对唐末五代笔记小说作者身份的留意（257页），在《宦官领袖》一文中对《李相国论事集》的系统分析（102-106页），在在显示了作者处理传世文献的精致入微与超出流俗的眼界视角。 所以正如作者所言，尽管金石资料在现今的唐史研究中可能产生革命性的效应（88页），但我们不能迷信这类新出土文献的价值（265-266页），看似剩义无几的传世文献，实际上可挖掘的空间还相当大。就作为一种史学研究对象而言，无论是石刻史料还是传世史料，都可以用一般文本理论加以审视，在这方面两者并无二致。只是今天的史家应该超越19世纪以来的传统历史编撰理论，在对“书写内容”进行细致考察的同时，也能认识到“书写策略”的价值，从而进一步深入到书写缘由、目的、背景、氛围等的考察中，拓宽政治史研究的内涵。作者的这些认识及运用史料的诸多手法，对当前中古史研究如何激发传世文献的价值、以及如何提高碑志研究的质量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示范效应。 对史料书写内涵作全方位、立体化的考察，这种看似模糊传统学科分类体系下历史学与文学界限的做法，在现今的文史研究中已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史家逐渐意识到，在通过传统考证（不管是传世史料，还是所谓由出土文献配合的“二重证据”）获得史实的真实性的同时，文本形式的真实性同样也是史学真实的一端。归根结底，学科的分野或内容与形式的割裂都只是科学理性的结果，而不是我们以及古人认识世界的正常方式。所以，作者采取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从一开始就追求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野，从政治制度、社会心态、文学文化等多角度切入研究唐代政治文化，恰恰是希望以多样化的史料解读视角来呈现一个更为整全与真实的唐帝国。 作为一本被归类于政治文化史范畴的史学研究作品，《清流》一书和国内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叙事史的风格，文史研究的融通，对书写语言的重视，强调对政治机制与过程的考察，关心古人的思想观念与心态感受等等，都使它具有比较明显的新文化史特征。这或许与作者所浸润的西学环境有一定关联。在作者求学北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独占鳌头、开出一系列似锦繁花的时代。如今早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林·亨特、达恩·顿、娜塔莉·戴维斯等，均在这一时期贡献过可能是他们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并呼应着更早时期的汤普森、卡洛·金兹堡、埃曼纽·拉杜里等，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后现代学术浪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