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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与政治相结合，政治功用成为文学精英对“文”的核心认知，“文”也成为政治才能的一种主要的衡量标准；以“文”为途径来推行的新政治模式，也通过制度与用人措施（比如“科举”与“内廷制度”）弘扬这种理念时，一个新的精英群体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也诞生了，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清流”与“清流文化”。 《唐代的清流文化》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较为清晰地解释了“清流”的定义、主要特点和意义。在作者使用这个概念前，我们对在唐史研究中使用“清流”一词还是极为陌生的。其实正如作者在序论中所说，他也是近年来才开始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并且，迄今也很难在英文表述中找到恰切的名词、所以只能用自创的专有名词来进行指涉（序论10页）。作者的这一为难恰恰说明，在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以及追寻历史内在脉络这一点上，作者有相当的敏感和自觉。“清流”在唐代文献中出现过，因此它比其他概念更能反映唐人的真实认识。但即使如此，这个出现频度并不高、且对现代研究者而言并不具有不言自明含义的概念，也需要首先对它的内涵、特点进行充分的说明，才能用它来概括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也因此，它无法在另一种文化的体系下找到恰切的语汇来进行表达。所以“清流”一词对读者而言虽然较为陌生，但并不是作者哗众取宠的选用，而是精心考虑后的结果。 作者指出，清流并非一种制度上的身份，而是依托社会想象和政治成功所形成的一个为社会认知的群体，是实践并认同上述“文”的功用和价值的政治精英。这样一来，作者的这一概念就势必会与我们以往在讨论唐代的政治文化精英时，所常用的旧门阀大族与新兴士族的概念相碰撞。后者是我们研究中古士族阶层的一对惯用概念，也是我们在解释“唐宋转型”的身份变化时固有的一个论断。 置于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脉络中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第一次将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从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论中解放出来，并且也相当有洞见地注意到了，社会转型必须落实到人的身份转变这一核心问题上。但是，诸多具体的实证研究业已指出，在唐代后半期，大族子弟在政治地位上并没有明显的衰弱迹象，而科举所择取的人才也并不全是新兴士族。此外，所谓的身份，是否就必然要落实到出身上，或者诸如同样对“唐宋转型”的身份变化有强烈意识的日本学者那样，汲汲于从制度、法律、经济层面挖掘其内涵呢？作者的视角显然与以上两者都不同，他首先指出，所谓的身份，未必一定要与出身或与制度挂钩，它更多地还应该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至于史料为什么会给人留下旧门阀大族与新兴士族相对、两者的政治地位会产生升降变化这种表面的观感，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清流”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也会发生变化。 “清流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只面向旧门大族、或者新兴士族，只要认可并有能力的士人均可成为清流中的一员，所以唐代后期既有旧门、也有孤寒出身的清流成员。但清流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呈现出排他性的倾向，比如越来越将“文”的能力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才华，并视之为政治能力的唯一标准。这就导致了几个现象的出现，比如产生了一批父兄子侄相继为词臣宰相的清流家族。若如作者所说，唐代的科举是一种承载“文”的意识、认可并塑造精英身份的机制的话（序论14页），那么这种以举荐、温卷为特色的唐代科举，就是诞生清流家族的温床。同时，也正因为对“文”的政治价值无限拔高，及几乎将其视为政治能力的唯一标准，所以繁剧的吏干型职位日益被排除在清流的选择范围之外，唯有“字人”之职才是清流士大夫最向往，并被作为一种“故事”而成为登廊庙的最优迁转途径。所以从表面上看，清流反倒是呈现出了一种颇似魏晋时代门阀的特征。 不管如何，文化机制与这种机制的内涵终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清流文化在唐后期与五代毕竟已显示出了它无远弗届的力量，不仅影响了政治精英的价值观与心态，而且实际影响了朝廷的用人政策，甚至向地方渗透，使唐后期藩镇的僚佐成员也逐渐产生了清流化的趋势，从而根本上支配了当时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240页）。到了唐末五代，这一原本由皇权主导发展的文化机制，产生了实际的政治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