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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文化作为一种强势的政治文化，在五代各王朝延续下来，并成为五代王朝统治模式中的核心政治文化。而作为这种清流文化代表的冯道，能历经五代诸朝而屹立不倒，其真正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以笔者之见，作者对“清流文化”内涵变化的条分缕析，其贡献并不亚于提出“清流文化”这一概念。如果说后者是目前最切近唐代后期政治文化发展内在脉络的一个概括，那么其解释力的有效性就在于，这一概念是在特定的时空和文本语境中才获得其确切的定义，才能发挥出它的解释作用。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这种“时空序列”感具有相当的敏锐与自觉，始终将其作为动态而非静态的对象来进行考察，这从他对新出墓志中词臣与词臣家族的分析顺序来看就相当明显，这是有意要寻求词臣形成的动态过程（process）。而巧合的是，对上官婉儿与冯道的研究其实也无意中构成了一组词臣发展史的研究对照，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文”与清流文化发展的一前一后两个阶段。其实这种“历史感”本应是史家应有的素质之一，但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它却很大程度地缺失了。 所幸的是，在《清流》一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感”，比如书中的另一个主题——制度化内廷的出现，虽然作者仅用了一篇论文《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下简称《宦官领袖》）来集中阐述这一问题，但却精彩异常。 文章涉及的主人公，是唐后期政治生活中最为人诟病、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群体——宦官中的两名要员梁守谦和刘弘规。作者利用传世史料与石刻史料对这两位宦官的生平事迹进行了重建，并以梁、刘二人的政治生涯为线索，将近百位与之相关的宪、穆、敬、文四朝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妥帖地置于一系列合理的叙事框架下，展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9世纪唐代政治风貌的绚丽图景。从写作风格上来说，这篇文章最为充分地展现了作者构建复杂历史图景的高超叙述能力，使读者有回到历史现场的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此文立论的意图，并非只停留在通过复原梁、刘二位在传世文献中着墨不多的宦官的政治生涯， 或是单纯呈现9世纪帝国上层政治的风貌。若是要呈现，那也是要以9世纪宦官官僚在特定场合中动态生成的精彩图景来揭示一个更重要的主题。而且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线索，导致了史家对于宦官群体的认识长期存在误解。 此文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作者在文章最后特别拈出元和时代最著名的宦官吐突承璀，与所论的梁守谦、刘弘规二人作比较，可谓独具慧眼的点睛之笔。一方面，作者在两唐书《宦者传》“who’s in and who’s out”的表象记录中，揭示了现实政治中的真相，是通过文本书写揭示权力博弈的一个精彩案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作者辨证地展示了内廷体制变迁的脉络，即只有在与吐突这种代表旧体制下的“家奴”型宦官进行对比，梁、刘二人作为新兴宦官的意义以及他们最终能取代吐突的秘密才得以体现出来。这就是笔者在上文中说的，带有“历史感”的一种研究，即使是研究一个特定时期的群体成员，作者仍旧不会放过将其置于前后左右的时空坐标中进行考察、以期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机会。因此，虽然作者对宪宗时代以后的内廷宦官并没有着墨，但从他的思路来看，这一内廷未来的发展其实早已在他的考虑之中。我们也期望在这一思路下作者对文宗朝“甘露之变”的研究，能有机会尽快呈现在读者面前。 以上，我们主要就《清流》一书的主题展开了一些讨论，这里来简要谈一下此书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色。上文曾说过，以墓志为代表的石刻史料的运用，是当前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其学术意义也早已为大家所认可。《清流》一书出版后，学界和相当多的读者对作者运用墓志等新出史料勾勒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工作赞许有加，同时也将作者的工作置于近年来中古石刻史料层出不穷、刊布整理工作有序推进、学界热点因之转移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实际上，作者本人也是近年来推动中古墓志研究、并在方法论上提出有建设性意见的旗手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