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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教授所著《我的史学人生》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2016年11月版），全书共收录作者27篇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编，主题分别为领略师辈风范、品评史书旨趣以及探究史学底蕴三个方面。全书饱含作者对历史和史学研究之深情，读罢本书，尤以领略师辈风范这一部分的8篇文章令人感怀动容。所辑文章皆关于作者之老师辈的学者，或直接在门下受业，或间接受到启迪和鼓励，或系忘年之交。作者就白寿彝、钟敬文、赵光贤、何兹全、史念海几位先生的治学思想展开论说，并记录了自己与诸位先生的一些交往。我们这一辈学者大多未有与几位先生交流的机会，然而通过作者所记，让几位先生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得以鲜活起来。 先生们对学术的执着与热情令人叹服。瞿先生多次提到一句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话：“我70岁才开始做学问。”这是白寿彝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话。白寿彝先生着手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教本》，筹划《回族人物志》，这些卓有成效的学术创新工作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着手做的。年过古稀的白先生有70岁开始做学问的热情，这源于他对所处时代的欢欣鼓舞，对积累和创新关系的高远认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参见《我的史学人生》，第4～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与白寿彝先生相类似的还有史念海先生，1992年，史先生沿黄河而下东行考察，历经22天，行程过900公里，至距黄河入海口百余里时，因天降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方返（第100页）。这时的史先生已过耄耋之年，却仍然孜孜不倦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考察工作，体现出对学术的执着和对于祖国河山的热爱。无论是70岁开始做学问的白寿彝先生，还是80岁仍坚持在考察一线的史念海先生，他们对学术的饱满热情不仅源于学术，更来自于他们对工作、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作为一名学者的社会担当。 先生们对学术问题的敏感与认识令人景仰。本书作者回忆白寿彝先生“在主持制定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时，曾确定要写出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的理论性著作，作为统率《中国通史》的开卷之作”（第13页）。白先生对学术问题的敏感建立在他具有的“通识”与“器局”治学特点上，博古通今的知识与弘深的器量相得益彰。以“会通”的知识为基础，以宽宏的器量把握全局，构成了白先生这种卓越的历史见识。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也有精辟的史学论断，即“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们应该对学习历史有自觉的要求”（第53页）。历史是一种知识为人们所熟知，而历史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的说法则引人深思，通过对钟先生论断的分析，作者总结道：“治学，贵在博而返约，然博而能通则尤贵矣。”（第56页）白先生与钟先生对学术问题的敏感自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这些卓越的认识的背后是辛勤付出换来的扎实功底，是不仅勤学，且能善思的不断蜕变，以白先生、钟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治学，给我们后学做出了榜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