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生们对后学的鼓励读之令人振奋。本书作者记录了一些他与诸位先生在学术上的往来，多次提起几位先生对自己的帮助与鼓励，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光贤先生的鼓励。作者与赵先生结识是在1962年，当时读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作者选择了赵先生开设的“先秦史”课程，其后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也是在赵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赵先生指导他撰写论文需要读些什么书，拿到论文初稿后用毛笔在文稿上加以“朱批”。对于有关证据不足的地方，赵先生批道：“参阅《左传》某年某事”。论文完成以后，赵先生建议作者将文章寄给吕振羽先生或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汪锋同志。这对一个本科学生来说，实在是莫大的鼓励。1978年，本书作者受《社会科学战线》委托向赵先生约稿，赵先生欣然同意，撰成长达四万字的《左传编撰考》，这对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又是怎样的一种支持。赵先生的鼓励是一个缩影，这些鼓励是老一辈学者对后学关怀的真实写照，支持着本书作者不断进取，师辈们对后辈的关爱正是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先生们谦逊的为人和乐观的态度令人钦佩。书中提及何兹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一文中的说法：“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自己也曾有时‘骄傲’有时‘委屈’过，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第70页）何先生回望自己走过近七十年的学术历程，无论是面对取得的成绩还是经历的曲折，都以虚心、积极的态度面对，真正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第70页）。在作者与史念海先生往来的书信中，史先生谦恭地形容自己的文章是“聊以塞责”“潦草殊甚，难辞哂笑”；他向作者解释黄河“拦门沙”的成因时，还说自己是“信笔写来，唠叨不少，还乞有以谅之”。作者笔下的诸位先生是真实而鲜活的，他们从未因自身的学术地位而与众不同，也不以曾经取得的成绩而慢待后学，相反，他们既是良师，更是益友，总是以谦恭的态度不断向更接近真理的地方奋进。 以上提到的几点，仅是《我的史学人生》所涉及的一些具体事例，但从精神层面来看，读者由这些文字而收获的教益是深刻的。瞿林东教授对学术问题的种种认识，以及字里行间表现出的谦逊态度自是受先生们的影响，这在本书品评史书旨趣以及探究史学底蕴两编亦有所体现。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勤奋、热忱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是后辈的榜样，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更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范宇焜，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