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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我自认为是一位地理学者，受过地理学的训练，所以在我的研究中就会提出一 些地理学所关注的问题，会在地理学维度问一些关于过去的问题。我关注的是地点(location):这些事件发生在这些地方的原因，以及这些地方又在哪里?以我的关于运动俱乐部的研究为例，从地理学的角度提问就是:它们在哪里?于是我们首先需要制作一些地图，然后就能在地图上发现很多问题:某地分布很多俱乐部，另外一处有一两个俱乐部。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到它们在哪里，这就是地理学研究，定点工作很重要，地图制作在研究中因此就至关重要了。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呈现此种分布状态，问题就从定点转变成了地理分布态势的讨论，不同尺度的空间安排等，即解释地理分布的形成原因。简言之，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就是首先定位、描述，然后是理解、解释和诠释，即搜寻历史进程，以寻找为何会呈现此种分布态势。所以这既是地理学的问题又是历史学的问题，它们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文汇报:对于大众而言，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geography)和地理学史(geographical history)是容易混淆的概念，请您解释下它们的不同之处。 贝克:地理学史探讨的是政治运动、政治历史与地形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空间关系、地理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关注自然环境。确实与历史地理十分接近，正如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十分相似，有很多重叠之处。有人将地理学分为三个中心论题:地方(places)、地区areas)与区域(regions)，三个外围话题分别是分布( distributions)、环境(environments)和景观(landscapes)。我认为地理学家对景观、地点和环境最为感兴趣，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三大主题，景观是地方的外形(appearance)，地点是这些特征、人口等分布于此的缘由，是空间分布问题，最后就演变成环境问题——比如人类和自然环境如何相互影响、森林如何变成了农田……景观变化了，于是环境改变了。虽然历史也同样关注这些问题，但是这更多的区域地理所关注的，什么导致每一个区域变得与众不同。 文汇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开启了对历史地理学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边界难以界定，宣称“一切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将历史地理学界定为地理学的范畴，您就此有何看法? 贝克:过去在欧洲历史地理学确属地理学范畴，我想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也持此种观点。但当时的历史地理是国家形成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tate formation)的研究，即通过19世纪民族主义建造了民族国家的过程，这就是那时的历史地理。在很长时间以来，历史地理就是历史政治地理，很多中国学者从事的是历史政治地理(沿革地理)的研究，关注不同王朝、帝国的历史形成和更迭。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地理就是如此，探讨民族国家、政治团体等的形成历史，实际上是历史政治地理。正是达比将这一研究范围进行了拓宽，历史地理从一个很窄的范围出发，讨论边界、边疆等问题，当然这一领域现在还是很重要。你去搜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地理出版物就会发现大多的论文、论著就是讨论这些问题，讨论民族国家的历史创造过程，现在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是极大地拓宽了。我曾经编纂“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希望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能负责中国卷，但是很明显当时他关于历史地理的观念与我的观念相差甚远，他的关注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关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的过程等，中国的王朝更替对于我或者是其他西方人来说，太容易混淆了。 文汇报: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和历史学都紧密相连，在您看来，历史地理在方法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是中国学者较为薄弱的环节。 贝克:历史地理和历史学共享很多内容，两者的技术、方法论等都是运用大量的史料、档案等文献资料。地理学者与历史学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是单纯地解释词汇或者文本，而是更多地利用图表，尤其是利用地图来诠释文本。即我所说的，通过时间看发展，通过空间看传播(Developments through time and spreads through space)。就我刚才提到的运动俱乐部而言，第一个研究的问题就是俱乐部的分布，这就是地理学的分布问题，历史学家大多未受过地理学的训练，不会想到要制作地图。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利用时间表(time graph)来展现不同时段呈现的不同分布状态，大部分的历史地理学者利用地图来展示分布状况，利用图表来揭示时间变迁，当然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说是方法论，那就是最基础的描述阶段。接下来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它们在此处迅猛增长，为什么那个时间又突然停滞下来。我想大量利用地图和图表是最基础的地理学的技术，并非很多历史学家会如此，这大概就是历史地理学最主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