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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之也温” 虽然邓先生不再出席宋史年会，但我还是有幸拜见过先生几次。此后我每次去北京，漆侠师都给我钱，让我买茶叶或水果代他看望邓先生，我也因此有机会近距离聆听邓先生讲述他的研究计划和对国内外宋史研究现状的评论。也许是隔代亲的缘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10公寓206室的邓先生府上，每次与邓先生交谈30分钟左右，邓先生很健谈，每次谈话其实我几乎插不上嘴，或回忆，或评论，或谈笑，总是娓娓道来，根本不像是年逾八旬的老人。尽管我知道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太劳累，但每次都不忍打断谈兴正浓的他，每次都是邓小南老师出来让邓先生服药或添水，我才能借机离开。 现在想起跟邓先生交谈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邓先生谈修改《王安石传》的计划。记忆最深的是邓先生说除了要补足一些史实外，最重要的是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范式告别，他甚至挥手做了一个一刀两断的手势。我在《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中对此作过专门的论述，“似表明他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 二是邓先生谈当时宋史研究的现状。他希望宋史研究能真正摆脱那种为意识形态注解、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非正常状态，而回归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宋史学界悄然向实证学风转向，实证性的专题研究已占据宋史研究的主导地位，热衷辨析史事，究心典章制度，蔚然成风，这不能不与邓先生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 三是邓先生回答我的请益。那时我拜见邓先生，由于入道时间短，内心不免惶恐，不知该问些什么问题，生怕问题太浅显，见笑于他，就径直问先生最近在做哪些方面的研究，邓先生说正在整理和编辑自己的论文选集，说是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由此大致谈到自己为什么选宋辽金史为研究对象，然后又说到王安石在宋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后来在1995年初，我买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拜读自序时才知道邓先生讲的内容我在之前已亲耳听到一小部分，为此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也问过邓先生他的哪些成果最能代表自己的学术，邓先生说在他人看来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和《宋史职官志考正》，但是他自己更看重四部人物传记：《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陈亮传》。而且，邓先生说在有生之年重新修改了《王安石传》之后，希望再修订《岳飞传》等其他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次交谈中最令人感慨的是，每次邓先生都说他有很多想要研究的问题，有很多要整理的文献，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担心来不及做，很焦急。每次听到邓先生如此说，我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震撼，由此也鞭策自己珍惜时光，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一些事。后来得知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那是“他晚年所以坚持重写《王安石传》及修改其他著作，为不能全身心从事于此而终日焦躁，都是为其学术名誉的传世久远负责。这种对著述的‘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他而言，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精益求精’，而是以中国文化中此种源远流长的‘不朽’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 我为漆侠师递送给邓先生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是漆侠师为完成邓先生的嘱托而写，这篇论文即是后来同名著作的大纲，因而漆侠师完稿后第一时间就是请邓先生过目。我递送漆侠师大作之后大概一个月，邓先生就将论文打印稿寄给漆侠师，邓先生在信中为漆侠师写成的大纲感到高兴，并给予很大的鼓励和很高的评价，同时在漆侠师的打印稿上像批改学生作业那样有抹改，有批语，还有校正。望着满篇的“修改”真迹，邓先生待学生那种不论年岁和知名度的率性真情跃然纸上。1994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作为邓先生之后的第二任会长，漆侠师所作的报告即是经邓先生修改润色的论文，同年漆侠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其后一直到邓先生遽归道山之前，漆侠师都在努力完成老师的嘱托和遗愿。 1997年夏秋之际和11月下旬，漆侠师带领郭东旭、姜锡东和我一同赴京，两次探望住在北京友谊医院的邓先生，当时邓小南老师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漆侠师有关邓先生的病情。第一次时邓先生很清醒，思路一如往常敏捷，表示他会很快回家的，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让漆侠师及我们不用为他担心。待到11月再去探望时，邓先生仍然清醒，但话语已不多，漆侠师坐在邓先生病床前，我们三人则站在一旁，默默待了片刻，然后就匆匆告别，我们随漆侠师上前与邓先生一一握手，邓先生跟我握手后向我点了一下头。走出病房，邓小南老师对我说邓先生当时已不能多说话，向你点头表示他认出你了。我很激动邓老先生还能记得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邓先生。 1998年刚过了元旦不久，就传来邓先生遽归道山的噩耗。漆侠师后来带着郭东旭、姜锡东和我参加了在八宝山举办的邓先生的告别追悼活动，以及邓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在北大举行的悼念追思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