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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其言也厉” 在纪念刘浦江教授的文章《畏友浦江》末尾，我提到，我爱读浦江撰写介绍和纪念邓广铭先生的系列文章，前后他一共写了13篇，如《大师的风姿——邓广铭先生与他的宋史研究》《不仅是为了纪念》《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独断之学 考索之功——关于邓广铭先生》《“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邓广铭教授的宋史研究》《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范与学术品格》等。我是邓先生的再传弟子，当然希望对老师的老师有详尽的了解，这是我喜欢读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在读的过程中，除了感知浦江知恩必报的情怀外，浦江通过描述邓先生的学术经历、治学方法乃至心路历程展现出的那种敬畏学术的精神，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我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的大学，在国内同时期宋史研究者中算起步较晚者。大学时代比较喜欢世界史，中国古代史的成绩是所学课程中分数最低的。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选择宋史方向主要是为毕业后找工作，当时并不喜欢宋史，直到1987年考入河北大学跟随漆侠师，我才真正走上研究宋史的学术道路。也是跟随漆侠师学习宋史，才使我对20世纪宋史学科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的学术有了全新和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我在宋代经济史的学习上是刻意模仿漆侠师，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得到答辩委员“颇有师风”的评语，应该说很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在文献和宋史史料学习上，我更多的是模仿邓先生。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漆侠师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平素的聊天交谈中，都会讲述当年邓先生的读书方法及学识，譬如漆侠师给我们讲述宋代基本文献时就列举邓先生开列的七部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史》《文献通考》，同时强调阅读《宋元学案》的重要性，鼓励我们多读邓先生的书，常对我们说“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所以受漆侠师影响，自然会有意识拜读邓先生的论著；第二，我读本科时，甘肃师大历史系主任金宝祥先生在入学典礼上致辞时强调读名著重要性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我。他说，学习宋史，邓先生是最大的名家，当然要选择读邓先生写的名著。事实上，通过读邓先生和漆侠师的著作及其治史经验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对于起步晚而初学宋史的我来说，自然是有很大益处的。 在邓先生诸多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是邓先生的成名作、代表作学界早有很高的定论，那已是心向往之的不朽，但是相对于初入宋史之门的我来说，自选集所集中展现的邓先生治史的心路历程和举一反三的治史方法，更适合自己摸索学习的途径。因而我很认真地通读过这部论著选集，其中有的篇章读过三五遍，如《自序》《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王安石在北宋儒学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銍的〈枢廷备检〉》等，只有认真读了邓先生的文章，才真正理解邓先生所说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髓，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至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象。”只有读懂了这些治史箴言，才能使其变换成自己研究宋史的钥匙和路径。 从上大学到读博士期间我没有专门学过目录学和史源学，在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从邓先生、漆侠师、王曾瑜先生的相关研究论著中揣摩而来，并有意识地边学习边实践，特别是邓先生对几部重要宋代文献整理的研究论文：《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涑水记闻〉点校说明》《陈龙川文集版本考》《陈亮集增订本出版说明》《〈宋朝诸臣奏议〉弁言》等，这些给我启示最大。其实，邓先生提出治史入门有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如果要领会其精神实质，我以为从邓先生有关整理和研究文献论著中就能得到最好的答案。邓先生整理文献、研究文献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整理文献，亦即不仅仅是为了搞清楚一部文献的来龙去脉，而是结合有宋一代的史实作相互交错的研究，不仅使文献通过整理得以成为坚实可靠权威的新善本，而且也使相关重大史实得到清晰梳理和最大限度地还其本来面目。 1995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从宋代经济史转到宋夏关系史和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如果说能够取得些许进步的话，那就与我努力将从邓先生、漆侠师和王曾瑜先生所学来的目录学、史源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研究中有着直接的关系。 记得有一次在东北师范大学开会，韩东育副校长请与会的几位专家座谈，当得知我是漆侠师的学生，便顺口说你是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邓广铭一系的，你的史学传承很厉害呀。由此想到早年拜见兰州大学史学名家赵郦生先生时，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你的老师和你老师的老师邓广铭都是史学的正宗。”我还记得2004年一次在杭州开完会，与邓小南老师和张希清老师坐同列火车返回北京，途中乘着酒意说过我是当然的邓先生事业的再传者，而且理所当然要在宋史学界高扬邓先生和漆侠师的大旗，继承他们的衣钵，大有舍我其谁之势。现在想起来不免有点狂妄自大。学术需要薪火相传，邓先生晚年对自身学术事业不朽的念兹在兹，对于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作育人才的急切和不遗余力，既是对于自身学术名誉传世久远的在意，同时也是对自己开创的宋史学能够后继有人的期许。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承邓先生、漆侠师的宋史学是一项义务，更是一份使命。 （作者：李华瑞 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