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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半个多世纪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息息相关。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通常为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范式所主导。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到资本主义发生的探索，再到近些年早期现代化、工业化的争议，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不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在不断冲击瓶颈中推进。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固然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江南史研究的实质进展亦有赖于问题意识的创新、理论思辨的提升。 关 键 词：江南史/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意识/理论思辨/实证研究/区域研究/研究范式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M560470)；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研究重点项目“差异性与一体化：江南区域史的研究与问题”。 作者简介：孙杰，男，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孙竞昊，男，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显学的瓶颈与迷惘：从江南史研究的反思说起 现当代海内外学者在科学性的语境里对江南史集中的学科式研究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成为中国经济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与学术史的重要内容。经过数代学人筚路蓝缕的努力，于今已是硕果累累。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式微，不少研究者感到江南史研究在质上已经进入一个难于突破的阶段，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议论纷纭①。 20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依旧是显学，源于当时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历史上江南等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为众多论者所重视，商品经济、市场体系等原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背景的论题得到了专门的研究。但从整体上来看，急剧的演化也在进行中，尤其是海外相关领域新观念、新范式的引进在史学研究中发酵，一方面瓦解了原有的宏大叙事构架，另一方面也引导了研究的实证化和经验主义趋势，导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由理论思辨向经验、实证研究的重要转向，或者说由务虚到务实或“碎片化”的演变。在这样的学术语境里，无论是否自觉受到新理论、新范式的影响，区域研究中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特质都明显增加，重视实学和微观研究的学风在江南史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成果颇丰。但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现状只是量的增加、面的扩展，质的方面却没有突破20世纪90年代的总体水平，细碎化的研究似乎缺少范式的突破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微观研究与理论假设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所谓史实、真相与理论预设、演绎假设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学范式与具体历史总是存在冲突。微观或细碎化研究要解决的主要是具体问题，经验主义的史学训练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文献搜集、整理、甄别、注释，文本、文件的阅读和解释都属于对经验材料的实证处理。然而，除了接近纯粹的考证史家，多数治史者都有超越叙述的动机和渴望，试图探索表象下带有某种规则或因果联系的普遍性问题。不少研究者都有宏大的问题意识，或力图将个案研究放到宏大叙事中去，从时空经纬两个坐标放大具体研究的内容和意义。更何况，我们读解历史、讨论历史本身就隐含理论前提或问题预设，而且思辨本身也自然含有假设。所以，研究者面临的一个主要困惑是如何在归纳、提升经验的同时，避免先验理论的主观诠释②。 理论预设规范了宏大叙事的性质。宏大叙事预设和思维常常被批评为具有强烈的一元论、因果论、目的论或决定论的特色，但嫁接历史事实与理论预设以构建宏大叙事的问题意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纠缠着探求历史真相的研究者，这在历史学受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影响的当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1]76-100，任放对之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总结：“历史学家惯用叙述手法罗列资料，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在其指导下寻找问题的具体材料，同时建构某种注重结构分析的理论体系。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用系统分析取代叙事式描述，把重点放在结构分析和有时间连续性的行为体系上，由此导致历史研究的中心由国家政治层面转移到布罗代尔所说的‘社会现实’。”[2]49吴承明同样认为：“历史研究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因而，一方面，应当将所论事物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另方面，要用当代的现代化概念和历史观，对所论事物及其潜在效应做出评价，也就是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方法论。”[3]3吴承明虽主张“史无定法”，但强调重点是不拘于僵化教条，根据问题采用合宜的方法。 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是西方学者从西方历史经验里提升和抽象而来的。纵然当今西方学者、中国学者都自觉地反对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主义，却也无法否认西方模式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作为主要参照系的作用，况且以西方现代化经历凝练出来的近代化、工业化、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现代科学技术、民族国家等概念成为带有一些普遍性的参照。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理论范式的适用程度或局限性，不能因其产生于西方就抹杀其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并扣之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帽子。2014年9月18日，余英时在领取“唐奖”汉学奖的感言中提到，在冲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要警惕采用完全孤立的研究方式导致坠入中国中心论的陷阱。 江南史研究始终笼罩着各种问题意识，常常被置于多个宏大叙事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在关于中国历史走向及演变趋势的讨论中，往往把晚期帝制时代的江南作为考察和验证的中心，并将江南意义上的中国与世界(西方)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形成了诸多整体性的判断，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可以说江南是测验理论、假说、范式的一个重要历史场所，吸引了几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甚至可以被视为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变异。之后，在学术脉络上具有延续特征的“早期工业化”等问题的探讨更是明确以江南为中心。检视与江南史研究相关的“大问题”、“大关怀”、“大观念”，追索它们的起伏、更替、得失，可以为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