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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1世纪初以来早期现代化、工业化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渐实证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仍以江南地区为关注重点，但新兴的区域史特别是江南区域史的研究范围则拓展到包括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原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忽视的领域，而且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路数越来越为学者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所引发的运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语探讨中国市民文化的热潮，到20世纪90年代受到西方影响所展开的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讨论热潮，都显示出实证主义的趋势并没有完全湮没思辨旨趣的张力。特别是21世纪初年出版的几部宏观论述中西比较、区域比较的译著在学界的轰动，反映出难以挥之而去的“李约瑟难题”与“韦伯情结”。王家范认为，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细密化”趋势的，是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和理论思辨的淡漠。而加州学派的作品从《白银资本》到《大分流》都刺激着中国学者对理论、中西对比、整体历史评价的关注[13]46。只是，这期间宏大叙事的概念、范式、路数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现代化理论的标准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话语的褪色，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范式也渐渐被有关现代化的论述所取代。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化即西化、资本主义化，历史上现代化的发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的，而工业化显示了现代化在物质力量上的优越性。吴承明总结了历史上关于西欧现代化的各种有影响的理论，认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3]5-6当然，现代化不同于工业化，前者含义更为广泛，“现代化过程包括物质、制度、思想多层次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态多方面”[3]13。总之，工业化、现代化、资本主义都是用“进化”的理念分析社会发展过程，进步与否成为衡量社会变动的决定性标准[14]。因此，关于早期现代化理论为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实质延续的说法亦无不可[15]117。 如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和现代化的趋势或萌芽是否在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普遍性？吴承明在为王国斌《转变的中国》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谈到历史发展的多元化问题，并且援引傅衣凌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但还是承认中国以及其他欧美以外的社会都最终“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到世界历史中来了[16]中文版序。 基于上述认识，研究现代化之前的“早期现代化”就有助于辨识各个社会、各个文明之间的异同。而主要基于江南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加州学派对早期现代化、早期工业化的阐释以及学术界的各种回应成为21世纪以来的一个焦点。加州学派的问题意识立足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全球性比较和综合的研究视野：“如果我们以欧洲为世界体系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1800年以前的全球性关联；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全球性关联通常有利于西欧，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欧洲人创造了这些关联或对其施加影响。”[17]2这就需要研究导致“大分流”的工业革命之前的早期工业化或早期现代化。 (二)加州学派的观点与争议：江南道路与英格兰模式 被划归为加州学派的中国学者李伯重将“早期工业化”定义为“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他认为：“虽然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必定导致近代工业化，但是前者仍然可以被称为后者的一个先行阶段，为后者的出现准备了若干必要条件。”[18]前言，第6页 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讨论多集中于明清江南史研究领域。李伯重指出，“大分流”史观其实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史观的一部分。由于江南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性，江南经济史研究在“全球史”和比较视野中具有一种显要地位。国际经济史学会第15届大会的闭幕式上，特别安排了一场题为“Why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ish”的辩论会，中国是重要话题；而在谈到中国时，主要都是针对江南[19]63。 按仲伟民的观察，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欧洲”、“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彭慕兰《大分流》则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是根据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选取英格兰与中国江南、欧洲与中国两组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比较的单位。同时，尽管英格兰与江南的比较是该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和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产生分流，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密切的关系[20]144-145。 加州学派的研究角度首先是经济史角度。以全球史视野切入，加州学派试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重新估量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1]53。更有评论者指出，加州学派的学者重塑了关于清代中期经济活力与发展的看法，特别是彭慕兰，他将工业化首先发生于英国的原因归结于廉价煤炭以及通过殖民地获得土地密集型商品的优势，而不是政治、法律或其他制度因素上的优势。这类大胆的结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激起人们从事横跨欧亚的实证比较研究的努力，并将中国经济史从狭小的专业领域推向全球史研究的焦点”[22]47。 加州学派所遭受的批评恰恰是过分局限于经济学角度，特别是执着于从经济学角度对经济发展动力的分析。例如杜恂诚等认为，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一种资源至上的唯生产力论史观，忽视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对一国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性[23]167。赵鼎新也认为，《大分流》仅仅以经济和生活质量为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彭慕兰对大分流的讨论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政权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几乎有违于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理论)[24]161。 王家范曾分别撰文评价彭慕兰《大分流》和弗兰克《白银资本》。在他看来，《大分流》“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13]46。他对《白银资本》的批判更加犀利。他指出，弗兰克有关“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的答案全是经济方面的，而且多数是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里推导出来的陈旧见解，其原因是弗兰克犯有“制度忌讳症”。他将《白银资本》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相比较，后者虽然认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颇为相似，总体差距不大，但王国斌并不主张放弃以欧洲为标准的比较，只是要扩大比较，加之以用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转变的中国》把分析重点放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秩序三方面，进行细致的中西互动比较研究，将“制度环境研究”作为全书的核心。王家范十分赞同吴承明在该书序言中的说法：“当以本书中编(即‘国家形成’)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25] 其实，制度环境也是加州学派的研究重点。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分流之前与之后：中欧经济变革的政治》是典型的此类研究[26]。该书在以中国审视欧洲方面，与彭慕兰《大分流》并无大的区别，但他们不同意彭慕兰将分流归因于18世纪的英国能轻易获取廉价煤炭和新大陆资源的解释，认为到15世纪或16世纪，欧洲已经转向一种独特的资本密集型经济秩序。在他们看来，资本密集型机械生产是欧洲独特的政治无序状态的意外结果。欧洲的地方性割据和持续战争使得工业更加需要一种城墙内的安全状态，而中国农村的原始工业则保持正常发展。在前现代的城市，由于死亡率惊人，资本—劳动比率通常远高于乡村。因此，在欧洲的工业中，劳动力迅速成为最昂贵的要素。欧洲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不得不尝试将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而这恰恰催生了他们寻求节省劳动力、资本密集型机械生产的强烈愿望。他们还认为，城市为中心的生产有利于财政改革，进一步降低了欧洲资本的成本。与此同时，欧洲持续的军事技术革新经常应用到民用领域。他们细心地察觉到，地方割据与战争本身不足以促成工业发明，非洲和东南亚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毋宁说，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造就了有利的制度环境[27]1010-1011。 加州学派成员的具体观点不尽一致，而且不少论述也在探讨中发展，但在基本立场上取得了共识。其中，戈德斯通展现了加州学派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一般性看法：“英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起因于政治、经济和生态趋势相当偶然的结合。这些趋势产生了一种宽容的宗教文化、多元的政治体系和煤炭动力的加热、机动、冶金。的确，我曾提出，要不是这种罕见而不太可能的偶然结合，1800年左右的英国将同荷兰或者中国长江三角洲、日本关东平原十分类似，后者是高度发展但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社会，这些社会是致力于大规模国际贸易、在保守贵族精英统治下保有城市文化和富商阶层的社会。”[28]180 按照加州学派的观点，开埠前的江南及中国其他发达地区没有突破以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为内容的斯密动力主导的“斯密型增长”瓶颈，也没有发生在欧洲、准确地说在“英格兰模式”下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及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同时增长的所谓“库兹涅茨型增长”或“现代经济增长”[18]290-292。虽然加州学派高度评估“江南道路”所带来的财富和发达市场，但还是与他们所批评的黄宗智对开埠前江南经济的定性没有根本区分开来。黄宗智以自己对江南和华北的研究为例，用内卷(involution)或过密性增长表述“没有发展的增长”，认为：“商品经济不一定由资本主义式的谋利生产单位推动，它也可能由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推动。它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可能促使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这就是伴随人口压力而来的过密型商品化，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29]自序，第5页相比之下，吴承明的观点颇为公允：“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由于理性主义中断，我以为，这时中国在科技和在制度(尤其法律和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3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