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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当年10月出版第一辑，是一本32开的书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1981年第2期（5月出版）开始，作为期刊（季刊）出版发行。1984年改双月刊。1987年开始介绍作者单位（次年加作者生年和职称），责任编辑署名，注释统一为脚注。1994年第6期后多次刊登《关于本刊若干技术处理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规范了注释格式。1999年开始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2006年扩大容量，改为16开。 从一开始，这本刊物就显示了质朴而开放的特色。创刊号无任何告示性内容，只在末页刊出了“稿约”。这个稿约有几个特点：第一，声明这是全国近代史工作者发表科研成果的共同园地。这绝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宣言。当时的负责人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虽然从隶属关系和责任上说，《近代史研究》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所刊，但绝不能把它办成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人刊物，办刊过程中确对所内外来稿一视同仁。这一做法坚持至今，是刊物学术品质的重要保证。当时虽未言欢迎海外学者投稿（其时大概不会预料到海内外学术交流会如此迅速地展开），但事实上，创刊未久即有海外学者的稿件出现。第二，明确将研究时段定为1840—1949年。关于近代史下限的学术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开始，学术意见分歧，虽然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为界，但事实上，将近代史的下限确定为194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成为共识，而在当时大致是以1919年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高校教研室的设置也以此为界，具体研究很少涉及后30年。《近代史研究》明确将研究时段定为1840—1949年间的110年，而从所发文章的具体内容看，以后半段更为集中，这为刊物的发展预设了广阔的空间。第三，声明“体裁不拘，字数不限”，此点在后来的稿约中屡次重复。这些特色，在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使《近代史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开放性。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刊物一创刊，即有英文目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从第一年开始，即有新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和资料目录索引，包括中文和外文，这一目录索引一直保留到2009年，此后又在近代史所网站上发布过几年，在互联网搜索技术普及之前，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是发现，是言人所未言。与此相应，高端专业期刊的首要使命，在于发表原创性研究成果，与学术研究形成有机统合。 理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高度体现。刘大年先生曾说：“提高历史科学水平，不能缺少资料、史实的深入发掘、研究，但把现象、表面的认识提高为本质认识，把零散、矛盾的认识提高为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只有依靠理论研究。理论水平的高低，反映历史学水平的高低；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就是整个历史研究不断前进、深化的过程。”（《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创刊近40年来，可以说几乎参与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的全部理论讨论，包括“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历史研究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历史发展动力”、“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近代中西方关系的实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等等。《近代史研究》发表的相关文章的基本观点，很大部分被广为接受，从而成为主流观点，有些则成为争论中的重要一派。 学术创新更多地体现为专题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体现为具体问题研究中的知识创新。初期的《近代史研究》与时代需要相契合，还承担着特殊的时代责任，一方面强调重新解读经典、持续关注和研讨重大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在专题研究中不断推出新观点深化相关研究。几乎在每一个研究领域、每一个学术问题，都有人提出学术新观点、新结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研究步入常态，学术发展走上正轨，《近代史研究》也走上学术刊物的常态发展道路，形成了刊物学术至上、严谨务实、文风平易的自身风格，发表的专题研究无论视野的开阔、观点的完备，还是论证的严密、资料的多元，均非初期研究所能比拟。《近代史研究》又从来就有“体裁不拘、字数不限”的承诺，一些长篇论述对相关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探讨，形成学术期刊的洋洋大观。如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近代史研究》发表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等长文，这些文章的专业性体现了中国学术最近几十年的长足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