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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有尊严、有情怀的民族而言，英雄是高度体现民族历史内生力量的精神图标，是集中展现民族基因传承关系的文化符码，是生动刻绘民族思想表情特征的美学画廊。一部英雄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创世史、成长史与心灵史。黑格尔称英雄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博物馆”，各个民族都有深刻的英雄情结，也有呼应不同历史阶段诉求的英雄群像。这一情结贯穿于每个民族衍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过程当中，成为投射各个民族精神向度的辉煌灯塔。 令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一股矮化英雄、丑化英雄的思潮开始涌动，借着还原历史、回归现场的名义，对已在民族文化价值谱系中形成稳定内涵、在群众中间具有深远影响的英雄形象，进行毫无道德边界的解构。不管是历史中的真实英雄，还是“红色经典”中塑造的文本英雄，从花木兰到狼牙山五壮士，从董存瑞到邱少云，从《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到《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无不经受着变相的扭曲与无情的嘲弄。这深刻反映出当下学界对历史真实认知的迷惘、对历史过程读解的片面以及对历史英雄评价的失衡。 “红色经典”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现代英雄史诗 从深层而言，这种改写英雄的模式，绝不是为了真正展现英雄本色，更不是单纯还原历史现场，而是要在整体消解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重构一种所谓的“历史真实”。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真实？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 首先，“红色经典”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只是一种假定性的真实，“历史”与“审美”、“真实”与“虚构”的有机统一，才是文学叙事中“历史真实性”的基本内涵。为此，“红色经典”的历史真实性，既有历史拟真性的一面，又有叙事本质的一面。 既然是历史拟真，就不能无视“红色经典”中历史事实的部分真实性。从很多红色经典作品的“后记”中，我们都能深刻体会到小说创作的历史依据及情节来源的可靠性。既然是一种虚构性的文学话语，就不能排除作者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提炼与加工。只要这种提炼与加工不违背历史发展的主流，不违背特定历史情境下历史人物精神心理的基本逻辑，不违背特定时段的历史规定性，就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如《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原型徐广田，他曾是战斗英雄，抗战结束后因不满工作安排改变了革命立场，最后贫病而死。在写作中，刘知侠只能把徐广田曾有的英雄人生糅合在林忠、鲁强、彭亮与小坡当中。因此，我们就不能说林忠之类的英雄形象完全是虚造之物，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 其次，“红色经典”奠立了具有民族历史发展特征的现代英雄史诗。伏尔泰称史诗是“用诗体写成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黑格尔称“战争情况下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景”。史诗的本意是与英雄创世的民族战争紧密关联的一种诗体样式。尽管史诗后来的审美形态从诗歌领域延展到小说领域，但其核心的文学元素如战争、民族、英雄等并未消失。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红色经典”以群雕性的英雄叙事展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宏伟历史。如《三家巷》展现的是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红旗谱》《青春之歌》展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普通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与精神成长；《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展现的是抗战时期的血肉长城；《红日》《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展现的是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红岩》展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险象环生的狱中斗争。从整体而言，“红色经典”贯穿着统一的历史逻辑，奠定了具有民族历史发展特征的现代英雄史诗。 再次，“红色经典”塑造“有生气的个别主体”并展现“别样的诗意”。黑格尔曾对史诗中英雄形象的特征进行限定，如高尚又生动、“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与民族性”、“成为有生气的个别主体”等。“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承载着历史的合理要求与民众的善良期许，但其中的英雄在性格、心理和行事风格上依然体现出丰富性的面相。同样是孤胆英雄，杨子荣一身豪气，杨晓东则内敛拘谨；同样是草莽英雄，鲁汉、林忠任性洒脱，魏强、杨子增则端方有序；同样是逍遥英雄，肖飞神勇四溢，刘太生则沉静哀怨；同样是巾帼英雄，金环率真热情，银环则心有千结。至于缠绵悱恻如林道静、忠贞不渝如江姐，更是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断不能以脸谱化、概念化的形象来粗暴评价。此外，“红色经典”绝非一味展现战争场景，爱情叙事常常在革命叙事中勃然而起，营造出战争环境下的别样诗意。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战争与人情、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关系给予富有生命动感的诠释，从而营造出既有特定历史内涵又有丰富内在的艺术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