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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价值判断是研究的一种理想状态，要使之完全体现在研究中并不容易。很多学者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研究对象，导致研究不仅偏离了历史事实，而且误导公众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文化优越感在欧洲人中间是非常普遍的，精英人士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即使欧洲人对本地区或本国文化的优越感在逐渐弱化，但偏好肯定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心态。 以“穿越世界变局的历史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对这个开放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历史研究并不只局限在故纸堆里，正如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所说：“关于世界史研究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话题。当今世界的变化之大，使我们不得不回到世界历史去寻找这些变化的根源。当代世界的大问题，都是世界历史某一部分的延续。” 不公平的体系 世界秩序是会上热议的话题之一。英美国家兴起之后，世界秩序并不公平，各国在国内可以形成一种所谓自由权利蓬勃发展的共同观念，在对待其他弱小民族的时候，却不能展示这种观念的好处和优越性。这种不公平的体系又引出一系列古老和久远的问题。例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城邦的崩溃正是由于，它在国际体系中不追求城邦内部实现的这种自由，而是欺凌弱小，奉行强权政治，正因如此，国内公民对于尊重自己权益和他人权益的观点就会遭到侵蚀和破坏。对于英美这样的国家来说，当它们在国际秩序中不能公平对待他者，那么其国内的自由和权利理念会不会受到冲击呢？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认为，一战结束时是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最高的时期，也是其国际地位最高的时期。除了这两个“最高”外，它还有两个“最”，那就是对外矛盾和国内矛盾进入最激化时期。最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国际地位与最激烈的内外矛盾同时出现，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这仅仅是日本曾经的特例，还是当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的现象？事实上，在当时的世界上，日本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乃至西班牙法西斯的上台，都是有一定底层基础，其中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一战后日本国家转向及其走向战败的这一历史教训，是我们审视当今右转中的日本社会的一个历史坐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