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族文化，熔冶一炉。正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言，北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择此天府。”北京之成为元明清三代首都，正因它是天地之合，文脉之汇——南襟河济，北连朔漠，东濒大海，西依太行，位于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东及南部海洋文化的交汇之地。北京历来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争融之区，这突出反映在自秦始皇到清宣统两千多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移动上，前一千年中国政治中心，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今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长安（今西安），但主要是在西安；后一千年中国政治中心，北宋在汴梁（今开封），南宋在临安（今杭州），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波罗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今南京）、后迁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迁北京，但主要是在北京——这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正是由于各个兄弟民族长期的争局与融合，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北京才成为元、明、清时全中国的都城。四方民族，杂居北京，他们的衣食住行，坊里风情，宗教信仰，岁时习俗，使北京的市井生活更加色彩斑斓。 世界文化，密切交融。在元代，大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元史·地理六》记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文化交通呈现南北通、东西通的大局面。永乐帝一面派郑和下西洋，创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壮举；一面派亦失哈赴奴儿干，竖立永宁寺碑，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明史·外国传》记载，明朝同87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事交往，可见其时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况。晚明利玛窦将西方近代文明带到京师，《坤舆万国全图》《几何原本》、自鸣钟等使北京士大夫耳目为之一新。清朝康熙时，西方耶稣会士进入宫廷，如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使近代科技文化对宫廷产生影响，也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后在英国出现中华风格的园林，称为“英华园庭”，法王路易十四也在王宫中建立“瓷宫”，陈设中国的瓷器等，其他国家更争相仿效。中国儒家经典开始被翻译到西方，《康熙皇帝》传记也出现在凡尔赛宫。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