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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载： (《纲目》)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历》，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遗》，朱晦翁因别为义例。(23) 赵、陈二人在各自的解题中都删去了朱熹关于《纲目》旨在“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的叙述，而单单截取“两公四书”与《纲目》关系的内容。如此一来，《纲目》就被纳入到《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的序列中，更确切地说，《纲目》同样是作为配合《通鉴》阅读，提供大纲线索和阐发义理旨意的形象而存在。 真德秀在给陈均《皇朝编年举要备要》所作的序中，对此脉络及《纲目》的地位有着清晰的归纳： 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理之精密。盖“纲”者，《春秋》书事之法也；而所谓“目”者，左氏备言之体也。自司马公《目录》、《举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观者。(24) 在真德秀的序文中，《纲目》被置于《目录》《举要历》同一知识序列中来表达，区别在于前者义理精密，是集大成而已。 《纲目》作为继《目录》等而来的集大成者，当时文人群体对其在阅读和理解《通鉴》方面的功用，也有着清晰的认识。《通鉴答问》一书中有“周威烈王”条和“屈平”条，分别载： 学者潜心司马公之编年，参以朱子之笔削，此穷理致治之要。明《春秋》之义，以读《通鉴》，其庶几矣。 若屈平四皓之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虽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朱子《纲目》所补有功于《通鉴》。(25) 《通鉴》在书写诸如屈原、扬雄、荀彧等人物时，并未体现《春秋》惩劝之法，而《纲目》正是在此关节处弥补了《通鉴》的不足。因此上引材料明确提出学者阅读或研习《通鉴》时，需参看《纲目》，先明了《春秋》之义，而后理解《通鉴》才能事半功倍。 宋理宗时期的文人林駉采用类书的方式编纂了一部名为《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的科举考试用书。林氏的友人黄履翁不仅为此书作序，又仿其体例，续编了一部《别集》。《古今源流至论》和《别集》二书体式粗率，内容多抄录旧籍，间或参有评语。其中黄氏《别集》有“《治鉴纲目》”条，专论《纲目》褒贬之意。此条文的篇首抄录了朱熹自序，其间附有黄氏解说： 成先正未成之志，发遗书未发之蕴，此文公《纲目》之作，其有益于《治鉴》也不少……温公又谓：“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是其劝诫未著也，今监戒昭而几微著，其得褒贬之法乎。(26) 黄氏通过征引司马光之语，表达对《通鉴》的理解，认为《通鉴》的焦点在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而关于“劝诫之法”却未彰显，正因为如此，朱熹才作《纲目》，以“褒贬之法”，成温公“未成之志”，发《通鉴》“未发之蕴”。黄氏在随后的叙述中罗列了大量例子来对比《通鉴》与《纲目》，试图说明后者如何笔削和褒贬，并有功于前者。黄著作为科考用书，通过抄录旧文和点评的形式，将《纲目》塑造成配合《通鉴》阅读的著作。 此外，南宋有号为刘溪先生者，著有《本朝长编节要纲目》，魏了翁曾为之作序，可惜毁于兵火，仅剩残卷二帙。宝祐四年(1256)眉山人士杨道传和宋可传将此二卷交予宝佑元年(1253)的状元姚勉阅览，并托为作序。姚氏在序中说： 司马《通鉴》一书有节本、《举要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纲目》。今此书之节要辞剪其浮，即司马《通鉴》之自节本也。此书之标题事举其要，即司马《通鉴》之《举要历》。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纲，载纪以目，即朱夫子之《纲目》也。一书而诸体备焉，用心亦勤矣。(27) 上引材料中司马光的“自节本”即指《目录》。虽然姚氏旨在赞扬《本朝长编节要纲目》“一书而诸体备”的特征，但在论述中却以《通鉴》等书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目录》《举要历》《本末》《纲目》均是围绕《通鉴》这一中心而衍生出来的“诸体”，这些“诸体”之于《通鉴》又分别代表了“节本”“事举其要”“类总其萃”“提纲挈领”。 相比于姚氏的序文，成书于景定年间的《建康志》对以《通鉴》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表述更为清晰。景定二年(1261)建康知府马祖光念及府学文籍之缺，上书朝廷以求国子监所藏书籍。当时朝廷应允了马氏之请，颁赐给建康府学大批图书，其中就包括监本《纲目》。而后马氏欲修《建康志》，命周应合为总纂。周氏《建康志》设有《文籍志》，以大纲细目的体例介绍府学所藏图书。如在“经书之目”下大书《周易》《尚书》《礼记》《春秋》等。其中《春秋》之下又有细注：监本《正经》监本《注》《左传》《谷梁传》《公羊正义》《伊川传》《胡氏传》等二十七种，除《春秋》本身外，其余都是阐发《春秋》经旨，辅助理解《春秋》之作。在此书写方式的表征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以《春秋》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与此书写方式类似，在“史书之目”中，《资治通鉴》大书为纲，其下细目依次有：监本、蜀本、建本、《外纪》《举要》、朱子《纲目》《纲目发明》《释文》《通历》《撮要》、袁氏《本末》。(28)可见，《举要》《纲目》等书之于《通鉴》就好比左氏、谷梁、公羊等传之于《春秋》，《通鉴》和《春秋》是各自知识体系中的核心。《纲目》只是以《通鉴》为中心的知识树下的分枝而已。 无独有偶，王应麟在其《玉海·艺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艺文门”的编年类中有《治平资治通鉴》条目，此目下又分列：《编年通志》《目录》《考异外纪》《举要历》《纪事本末》《纲目》。(29)虽然王氏在《纲目》后注释“见后”二字，以示《纲目》题解待后文详述，但其书写方式仍显示出《通鉴》是此知识体系的核心，而《目录》《举要历》《纲目》等仅是分属。 我们发现，在时人的观念中，《纲目》接续《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而作，为读者理解《通鉴》提供大纲义理，并与《目录》诸书，众星拱月，围绕《通鉴》，形成以后者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抑或说“通鉴学”。(30)这是在以往史学义理化的叙述中被遮蔽的《纲目》形象。由此我们就能理解，《纲目》的宋末詹氏刊本卷首为何会有涉及《通鉴》《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的文本。詹氏宋刻本以此形式呈现，显然是受到了《纲目》被纳入“通鉴学”的观念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